政府如何推动自身创新一直是大小峰会上少不了讨论的一个话题，在中国，创新政策的推动已经放到了举足轻重的位置，针对各国推动创新政策所面对的挑战、以及如何落地的相关问题，在本次创新政策国际研讨会也展开了讨论。

在政府内部谈到进行创新的时候，往往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墨西哥思想基金会创始成员和经济发展部主任Alberto认为主要有四点：第一是创新所面临的挑战。在很多方面，创新像婴儿一样，成长的过程当中肯定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而且你说它有回报也是长期的考量，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对于走马上任的政治家们，他们可能没有那么久的耐心。第二，创新肯定会面临困境和遭遇失败，公务员和选举上任的政府官员，他们对于创新的容错率特别低。第三，在组织架构里边涉及到各种各样的规则和问责制，虽然墨西哥的政策创新成功率高达90%，但是实际上从根源上来说不能把这类活动归结为创新，因为创新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成功率。而因为创新的低成功率，大部分的公务员或者政府官员都会有意识地想要规避失败。第四，任何的机构里面进行制度创新和组织架构的创新，尤其是在公共部门，实际上里面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很多，必须进行协调，对于机构本身来说，运行方面本身也是很大的挑战。

虽然创新已经成为了全球发展的主旋律，但是对于公共部门来说，创新驱动力还不足。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全球创新政策部副主席Stephen Ezell说道：“跟私营部门不同，政府的工作人员他们好像对于客户之间的理解度不够，因此在公共部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阻隔。”换言之，服务的提供商、消费者、政府之间没有建立一个很好的激励和回报措施，如果创新失败，那么创业者就可能面临到处罚和创业失败带来的重担，如果创新成功，也不会得到政府的各种补偿，依靠市场驱动，创新会变得格外艰难，也就是现在面临的挑战。

美国旧金山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所高级负责人Sean Randolph则认为创新最大的问题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是所有问题当中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高度的信任、分享和合作其实全都是植根于每个国家的文化当中，如果通过文化的革新或者文化的改变，可以促进人文交流，这样公司或者大学都能够有更多的创新结果。

瑞典是一个创新大国，在整个国家内充斥着良好的冒险精神和企业家精神，这些成果与瑞典政府的大力投入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瑞典驻美国大使馆科技创新办公室主任Andreas Larsson表示：“我们长期都在关注创新，同时我们也关注下一代人的教育，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影响我们成功的因素。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创新的体系，因为我们的创新是自下而上的方式，不像中国，草根力量的阶级非常强，我们在年轻人当中发现有很多人他们会去到硅谷，在硅谷工作几年积累不少的经验，然后再回到自己的比如说瑞典报效自己的祖国，我们发现年轻人的投入，他们可能也会帮助瑞典创新的成长和发展。”在瑞典，更多的不是从上制定政策，然后一级一级贯彻下去，而是要打造比较开放的平台，聆听年轻创业者的一些建议，这样能营造出良好的创新氛围。Andreas Larsson认为，瑞典政府之所以会投入大量的创新，因为创新所带来的经济非常好，让国家获得很多收益，从而打造成一个良性循环。从这一点上来看，瑞典的创新体系对于中国有非常良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