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投入在整个知识经济体系中相互作用，形成了区域的知识经济产出。我们用劳动生产率、平均月收入、区域就业水平和区域产出强度（每平方公里百万美元GDP）等四个指标描述这些产出。

目前全球经济正在逐渐从危机影响中缓慢复苏。面对经济危机首当其冲的就是各国的金融和制造业。随之而来的就是全球范围内的裁员、减薪，各国都面临着严峻的失业问题。APKCI研究体系中所涉及8个国家的33个地区在此次经济危机中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例如，虽然经济危机爆发于美国，但是日本受到的影响也非常大。但在2017年的指数计算中，与2016年相似的趋势是，各国家和地区该系列指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升。

劳动生产率

知识经济的发展应以较直接的方式回馈经济增长和产出效率，因而劳动生产率是地区知识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测量标准。劳动生产率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比如部门结构、劳动力技术水平、在创新上的投资以及市场竞争。生产率由全部从业人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反映出来，它一定程度上是地区经济活动水平和失业率的函数。所有经济体的繁荣高度依赖于其劳动生产率。

从表10来看，对比2017年的APCKI，亚太33个地区在该项指标的排名结构上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其中有些增长较快，有些则停滞不前。西澳大利亚取代韩国蔚山成为第一名，日本虽然多地区排名稍微下降，但是东京却保持去年的排名不变。日本仍有四个地区在前十名之列，其劳动生产率的优势仍然较大。中国大陆的11个地区中，大都位于榜单的后半段，北京的劳动生产率最高（第19），上海（第21）超越天津（第22）也有着相对较高的生产率。印度的3个地区仍然垫后。虽然知识经济评价不仅仅关注经济产出结果，但无疑这种产出是知识经济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经济本身的发达程度仍然具有重要影响，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普遍较为明显地高于中国大陆和印度相关地区。这也说明中国大陆部分地区在这一指标发展上有待加强。

事实上，即使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依旧是日本（4个）、澳大利亚（3个）这些发达国家占据榜单前10名的大部分位置，东京和蔚山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相对较高，发达国家的整体劳动生产率高出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很多。

平均月收入

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评估产出，还要看产出是如何转化为个体的财富。收入数据说明了已转化为所在地区的个人财富和生活标准，特别是经济活动产生的增加值，它同时说明了一个经济体中相应的工作质量。

表11显示，该项指标排名结构与2016年相比出现了一些变化。新加坡成为亚太33个国家和地区中收入最高的地区，其平均月收入达到6364美元，西澳大利亚取代东京成为排名第二的高水平，平均月收入达到5398美元。亚洲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升，榜单前三名的地区均为亚太地区的城市，澳大利亚优势明显，且前十名中有六个均在亚洲地区，这与亚洲经济恢复强劲，欧洲等地经济萎靡有一定关系。

由于平均月收入与劳动生产率有着较紧密的联系，与劳动生产率的排名类似，发达国家和地区仍然处在较高水平，中国大陆和印度地区仍与它们存在较大差距。其中中国大陆的11个地区分列第17至30位，处于榜单的末部。这个指标充分揭示了中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国民经济产出中的居民实际收入占比非常低，这是长期以来高积累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国家经济发展依赖的是投资而不是消费；二是产业的附加值低，因而劳动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分配比例被大大压缩。

从短期看，中国大陆的这一状况难以改变。因为近年来工资水平已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再加上原材料成本上升和外贸企业受到人民币升值因素的影响，企业的成本压力已经很大，短期内难以再快速提高工资。但从长期看，经济发展的最终成果必须体现在居民收入上。从这方面看，中国的差距还很大。以大陆排名最靠前的北京为例，其职工人均收入仅相当于亚太第一位东京的38%，韩国平均水平的56%，差距较去年有所缩小。正是在收入方面的巨大差距，才大幅拉低了中国各个地区的知识竞争力。

区域就业水平

我们用失业率来反映就业的实际水平，因此该指标是反向的，即一个高的得分表明低的失业率。为了标准化所有的指标，失业率用一个简单的等式：100—失业率，这样能保持变化的线性。

表12显示，中国大陆广东取代北京成为第一。北京成为第二名，湖北、浙江的排名也很靠前。这也说明尽管存在比较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压力，我国的城镇就业水平在全世界还是很高的。新加坡面临较小的人口基数、高水平的教育和外贸行业的需求，实现了较充分的就业和良好的就业结构，位列第三。日本地区进步显著，打破了过去长期保持较低的失业率，五个地区排名进了前十。韩国两个地区的就业水平相对上年下降明显，其中蔚山由去年第四名下降到第18名，失业率为3.5%。相比去年，印度就业形势仍然严峻，位于榜单末尾，由于全球经济疲软，印度优势产业信息服务业情况不容乐观，制造业发展缓慢，导致就业情况恶化。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以色列的该项指标排名也靠后，较高的失业率代表经济对人力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尽管对一个地区保持经济竞争力影响不那么直接，但它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影响居民的整体福利水平。

区域经济产出强度

知识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与产业集聚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产业内的投入要素合理配置、不同产业之间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以及人才和技术的知识外溢这三个效应既是产业集聚带来的效率增进，也反映了产业增长的质量。

我们用单位面积经济产出来衡量区域产出强度，它表示在一定的土地面积上产出的平均水平，如表13所示，2017年，首尔的区域产出强度是最高的，其单位面积产出达到了每平方公里667.9百万美元，比第二名的新加坡高11百万美元，香港保持探花位置未变，且前三名的产出水平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排在第四、五位的分别是东京和大阪。这些地区几乎都是人口密度极大的国际都市，在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和优质企业，并大多有着较大容量的外部市场。中国大陆地区中，上海的区域产出强度最大，排名第七，而天津和北京也具有较好的表现。从总体看，由于不同的地域特点和人口分布特征，城市性的地区在该指标上的表现要好于由乡镇为主要构成的地区，例如，大洋洲的诸多地区虽然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排名靠前，但他们较低的人口密度却导致了较低的区域产出强度，四个地区排名垫底。另外，有些地区不适宜发展经济的地形对该指标也有影响，比如山地比重较大的地区比较不利。这些方面是该指标的一个缺陷。但不管怎样，知识经济本身反映的是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的较低和较高水平的经济集聚。比如山东和广东这两个地区都有较大的平原地区，也都有较多的山区，但它们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计算结果表明，这两个省的区域产出强度几乎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