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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体制:改革是开创性的工作, 是继往开来的工作
《华东科技》     发布时间:2018-12-20 10:19:04.0    

科技体制改革一直以来是《华东科技》关注的重点话题,在33年的办刊历程里我们有过诸多有关科技体制改革的论述,有着激烈的思想火花,我们也通过自己的视角见证了改革开放在科技体制改革中的尝试与突破,行一程看一程,随我们的视角回顾这巨大的历史变迁。


改革之初心,开创新局面

在《华东科技管理》(《华东科技》原刊名)的发刊词(1985年第1期)中我们就写下这样的祝愿,交流为主、你来我往、互相学习:“现在正在进行科技体制改革,改革是开创性的工作。我们虽然已进行了一些改革试点,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这只不过是改革的起步,完成改革任务还要持续几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要求我们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改革中的经验交流更是非常必要的,《华东科技管理》也应承担这样的任务。六省一市的科技改革,已涌现了大量新事物,有很多好经验,大家都希望互相学习,‘取经’‘送宝’者你来我往。这总是有局限的。通过刊物及时交流经验,则是简便的办法。本刊将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希望大家通过刊物介绍自己的经验,也通过刊物学习别人的经验。”

1986年是我国第七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当年的第一期里本刊评论员在《继往开来再展宏图》中慷慨陈词:“要促进科技进步,就必须把科技体制改革搞好。我国现在的科技体制是长期以来逐步形成的,它的严重弊端就是科研和生产脱节,形成所谓‘两张皮’,不利于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不利于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也不利于发挥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这样的体制是影响或者说阻碍科技进步的。我们搞改革就是要消除这种严重的弊端。要克服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现象,要改变科研机构与企业相分离的状况,要扭转不能合理使用人才的局面。通过改革,使科学技术机构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活力,有了这种能力和活力,科研单位就可以在促进科技进步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科技改革也确实已经收到这样的效果。现在,科研和生产的结合已形成一种发展趋势。各种形式的协作、联合大量涌现,企业的技术吸收与开发能力加强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加快了,在经济发展中科技的因素加大了。这都足以说明,搞好科技体制改革,就一定可以促进科学技术进步。”

同年刊登的多篇作品更是将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落在了实处,安徽省科委何金宏的《试谈科技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彼时科技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是解决科技与经济的脱节问题,因此要将改革重点放在技术开发方面,他的论述中也提供了多个可操作层面的建议,如“改变拨款制度、开展技术贸易、组织科研生产联合体、制定相关法规和制度”等。上海市建设委员会的陈光济在《改革给科研单位增添了活力》中反映了上海市建委系统六个科研所改革试点的情况,他的论述中讲到必须处理好五个方面的关系,包括“面向社会和为本系统服务的关系、纵向合同和横向合同的比例关系、开展设计业务和承担科研任务的关系、情报监测工作和科研开发工作的关系、聘任制和人才流动的关系”。浙江省科委陈志军在《技术合同制的实践和要求》中反映了对浙江省25个科研所体制改革试点的调查,其文中论述了“改革使科研工作出现了面向经济面向社会的好势头”、“改革加快了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改革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改革增强了研究所的自我发展能力”、“改革使研究机构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时间走到1988年,改革开放10年为整个国家带来了风起云涌般的变化,《华东科技》也落下期刊历中的第4个年头。曾任上海市科委主任的杨士法为我们留下了鼓励的话语。《安徽省科技体制改革评述栏目》中作者张晓苍从“改革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改革促进了科技同经济紧密结合”、“改革推动了科技工作的对外开放”、“改革把科技工作提到了总揽全局的重要地位”等角度论述了《改革带来了“科学的春天”》。时任中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书记的陈至立应本刊特约撰写了《初级阶段对科技工作的要求》一文,文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技工作的任务是什么以及怎样完成这样的任务,作了概括的阐述。


第二个十年,解放思想题中意

1995年,《华东科技》迎来第一个十年,同时我们的刊名也从《华东科技管理》更名为《华东科技》,且一直沿用至今,精简二字,其初心却不改。当年本刊采访了时任上海市科委主任的华裕达,在访谈录中华主任以《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技兴市的主体战略》为主旨,分析指出上海要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面临着新科技革命的严重挑战,上海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据专家们估计科研差距为15年左右,制造业差距为20年左右,科技进步贡献率为30%,远低于发达国家60%以上的水平。因此,上海要缩短和赶超世界发达国家先进水平,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当时正值上海制定“九五”发展计划,规划迈向21世纪宏伟蓝图之际,上海市委、市政府作出了以科技兴市为上海发展主体战略的决策,这是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真正使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的重要举措,潜力不可限量。

在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解放思想成为新一轮科研体制改革题中之意。1998年本刊刊登了交通部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周卫东的文章——《解放思想是新一轮科研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前提》,为科研院所改革带来了实践与观念,文中提出,新一轮的科技体制改革,无疑给科研院所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新的机遇。唯有抓住时机,深化改革,促进发展,这是时代赋予的光荣历史使命;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胆改革,勇于探索,勇于实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沙尚之撰文《科技改革与可持续发展》,以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的改革实践体会为论提出:科技改革只有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能成功,这包括发展应当主要依靠投入智力、技术、管理来实现;而发展所需的资源主要应当依靠市场竞争和创新活动来获取。


“自主创新”演绎新千年的“双重转型”

迈入新千年,听新纪元风雷激荡。回顾往昔,我们看到了一个以科技进步、技术创新为核心推动力的新经济浪潮滚滚而来。在2000年我们写下这样的迎新词:21世纪科技创新将进一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在1999年华东地区各省市纷纷召开或筹备召开地方技术创新大会,通过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和有利条件,明确地方创新目标,探索培育创新源泉、塑造创新主体、培养创新人才和优化创新环境等一系列措施。我们深信华东地区通过相互合作、优势比补、整体发展,在改革开放中攀登上科技、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作者顾金亮所论述的《构建知识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体系》在同年本刊中刊登,他提出我国正处在“双重转型”的时期,一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由工业经济形态向知识经济形态的转换。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科技创新体系已被事实证明不利于创新以及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融合,需要重新构建。同时,知识经济的兴起赋予科技创新体系以新的要求,构建适应和推动知识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已成为我国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竞争世界经济舞台的重要举措。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谢一龙和曾方合作的《科研院所转制定位是基础》一文提出,合理定位,找准转制的方式是转制成功的基础,科研院所的转制决不是从研究所到企业的简单翻牌,而是要建立起“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科研院所的改制转企,应克服国有企业产权单一、政企不分等弊病,在体制、机制上进行创新,建立起新型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科技先导型企业。

2005年,《华东科技》二十周岁,伴随“自主创新”国家战略的实施、推进,我们鼓励创新、畅谈创业。时任国家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的梅永红在本刊讲述了他关于“自主创新”国家战略的思考之一,他在《“路径”才是创新的真正内涵》论述中指出,提出自主创新,实际上不是代表我们现有的技术水平和能力,更不是指要不要开放的问题,而是强调如何获得技术能力的路径;我们今天强调自主创新,不是强调我们已有的水平和能力,而是强调我们通过怎样的途径缩小与别人的差距。而上海市彼时开始实施的科技“小巨人工程”计划,则是上海唱响“自主创新”的最强音,本刊记者俞崇武在报道中认为,从上海市科委对“小巨人工程”计划的具体阐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小巨人工程”的提出,正是对此前某些政策进行的调整,直面不足,放眼未来,上海的科技“小巨人”正在唱响“自主创新”的时代最强音,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科技创新之路。

三十而立,改革开放拉开了我国新时期历史的序幕,与此同时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经过30年光辉历程,在神州大地上确确实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008年我们写下“改革开放三十年,是起点不是终点”的祝词。回首过去,三十年来所取得的科技改革成就灿烂辉煌;展望未来,改革任务依然艰巨,唯有不断创新才能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中再创辉煌。

在当年刊登的征文约稿中,新华日报报业集团陈艳艳回顾了上海科技创新基地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在其文《改革开放30年来上海科技创新体系的探索与实践》、《华东科技》封面故事中写道,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积极构建以科技创新基地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重点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加大创新投入、完善创新政策,着力营造创新氛围,重大科研成果明显增多,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30%左右,提高到目前的60%左右,上海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同时我们也牢记古训——“以人为镜可以整衣冠,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本刊组织、筹备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技术管理沙龙,围绕创新发生的变化和故事,纪念三十年来企业创新的酸甜苦辣,特别邀请几位多年从事科技企业报道的老媒体人、始终奋斗在科技管理一线的老专家,与我们一道,共同追忆这一路上的点滴。三十年前,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卅载春秋,多少岁月多少痕迹,企业技术创新在从最早的知识分子“臭老九”、“白卷英雄”,到开始尊重知识、利用知识,再到后来知识成为“星期天工程师”,知识成为财富,到知识成为宏大命题,我们选择小事,回忆点滴、聆听创新。


改革之出路,思辨之方向

寻找科技体制改革的逻辑是我们思考追寻的方向,在2012年本刊刊登的纵论中,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的刘小玲以《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上海真的准备好了吗?》为题论述了她的观点,她的文章里提及我国科技强国之路具有“后发型”的特点,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逻辑:诱致型—渐进型—点面型;而“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点”上的实践开始,如何把“点”上的实践探索上升到全局?如何让科技部门的管理创新和改革呼声引起其他部门的共鸣?这些都是科技体制改革向纵深方向推进的难题,上海要更果敢、更开放、更实干。

2013年本刊专访了访浦江创新论坛主席徐冠华,他认为,由政府包办的创新,往往呈现一种政府给钱、给项目,少数企业获利的现象,而这样一种“包办”其实是对市场竞争环境的某种扭曲。虽然在我国创新体系建设初期,这种形式能起到一定作用,但要让市场长期有活力,应当有一个平等的、公平的竞争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不论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国企还是民企,都能平等地、公平地参与创新。这是目前需要我们着力解决的问题。“当前的任务,就是做到科技和经济相结合,核心问题就是把科技改革和经济改革紧密结合,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为此,我们认为改革如果要取得成绩,就需要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停滞不前的结果不只是停滞,而是被摔下悬崖。

如果说,科技体制改革是创新驱动的推进器,那么转型发展则是科技体制改革的目的地。以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创新的活力,形成创新的土壤,在这片土壤上诞生出更多新技术、新业态、新思想,使科技创新支撑传统产业优化升级,进而提高经济的质量与效益。2014年本刊记者张臻在《科技体制改革关键给“人才”松绑》中论述,在国家愈加重视科技创新、科技人才的当下,以科技体制改革为主要方向,不仅能够为国家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提供支撑,也能够为地方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扶植可持续的科技力量打下坚实的基础。

2015年,《华东科技》三十而立,诸如《科技体制改革出路何在?》发出了追问,让我们再度出发。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袁志彬在本刊刊登的专栏文章中提出,无论是科技界内部还是与外界的关系,中国科技体制都需要认真进行梳理和研究,下大决心进行创新和完善,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创新型国家目标相适应的科技体制。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依然在路上,需要不断创新再出发。

随着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在2016年盛夏发布,我们看到了改革又进入了一个“新五年”。在战略布局中,《规划》进一步突出“创新生态”和“改革创新”的关键作用,而加快科技创新,迫切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为此,《规划》不仅关注科技创新等“硬任务”,更加注重创新生态的“软环境”,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塑造。结合国外科技创新中心的成功经验,《规划》提出了构建以多元主体共生发展、创新要素集聚和活力迸发为主要特征的创新生态环境,及以提升创新治理能力为核心的改革举措。借此走好“退、放、进”三部曲,增强政府创新治理的有效性、协同性和可操作性,做到相信市场、尊重主体、各司其职、多元共治。这一切都是昭示着科技体制改革跳出“就科技而科技”的范畴,不断升格。

总结过往是为了展望未来,如今,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正是通过转换发展思路,通过“有为政府”,激发“有效市场”,方能做到相信市场、尊重主体、各司其职、多元共治。而走过四十年,我们不难听出变迁正是这科技体制改革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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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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