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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产出:上海产出强度大, 产业集聚带来效率增进
《华东科技》     发布时间:2019-02-19 13:53:34.0    

前述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投入在整个知识经济体系中相互作用,形成了区域的知识经济产出。我们用劳动生产率、平均月收入、区域就业水平和区域经济产出强度等四个指标描述这些产出。

虽然自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经济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区域经济产出总体上都处于增长趋势。


劳动生产率

知识经济的发展应以较直接的方式回馈经济增长和产出效率,因而劳动生产率是地区知识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测量标准。劳动生产率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比如部门结构、劳动力技术水平、在创新上的投资以及市场竞争。生产率由全部从业人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反映出来,它一定程度上是地区经济活动水平和失业率的函数。所有经济体的繁荣高度依赖于其劳动生产率。

从表11来看,对比2017年的APKCI,亚太33个地区(不考虑新增的20个地区)在该项指标的排名结构上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其中有些增长较快,有些则停滞不前,整体上相比2017年的劳动生产率继续提高。新加坡取代西澳大利亚成为第1名,日本多个地区排名有所下降,东京从第3掉到了第6,日本只有两个地区在前十名之列,其劳动生产率的优势在逐渐下降。

中国大陆的31个地区(包括新增的20个地区)大都位于榜单的后半段。北京的劳动生产率最高(第19位),上海(第20位)也有着相对较高的生产率。印度的3个地区仍然垫后(排除新增区域)。中国大陆新增的区域大部分都处在榜末。虽然知识经济评价不仅仅关注经济产出结果,但无疑这种产出是知识经济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经济本身的发达程度仍然具有重要影响,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普遍高于中国大陆和印度相关地区。这也说明中国大陆部分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确实,中国只有香港和台湾位列前10,发达国家的整体劳动生产率相比较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而言,仍然有较大优势。但是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平均月收入

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评估其产出,还要看产出是如何转化为个体的财富。收入数据说明了已转化为所在地区个人的财富和生活标准,特别是经济活动产生的增加值,它同时说明了一个经济体中相应的工作质量。

表12显示,该项指标排名结构与2017年相比出现了一些变化。西澳大利亚成为亚太53个地区中收入最高的地区,其平均月收入达到5687国际元,新南威尔士达到排名第2的高水平,平均月收入为5126国际元。

由于平均月收入与劳动生产率有着较紧密的联系,与劳动生产率的排名类似,发达国家和地区仍然处在较高水平,中国大陆和印度地区仍与它们存在较大差距。其中中国大陆的31个地区中,除了北京位居前20(第17位)以外,其余分列第21至第53位,处于榜单的中后位置。这个指标充分揭示了中国经济结构中存在一定问题,一是国民经济产出中的居民实际收入占比较低,这是长期以来高积累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国家经济发展依赖的是投资而不是消费,这一状况需要得到改变;二是产业的附加值低,因而劳动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分配比例被大大压缩。

从短期看,中国大陆的这一状况难以改变。因为近年来工资水平已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再加上原材料成本上升和外贸企业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因素的影响,企业的压力已经很大,短期内难以再快速提高工资。但从长期看,经济发展的最终成果必须体现在居民收入上。从这方面来说,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大陆排名最靠前的北京为例,其职工人均收入仅相当于东京的53%,相当于韩国平均水平的84%,差距较去年有所缩小,但是仍然只相当于第1名的44%。正是在收入方面的巨大差距,才大幅拉低了中国各个地区的知识竞争力。


区域就业水平

我们用失业率来反映就业的实际水平,因此该指标是反向的,即高的得分表明低的失业率。为了标准化所有的指标,失业率用一个简单的公式:100—失业率,这样能保持变化的线性。

表13显示,中国大陆的广东继续保持第1,北京位列第2,海南、湖北、浙江的排名也很靠前。这也说明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大学生就业压力,我国的城镇就业水平在全世界还是很高的。这从侧面上反映了中国由于人口结构和出生率的变化,迎来了刘易斯拐点。

由于新增20个中国大陆地区,日本地区的整体排名有所后退,但也保持较低的失业率,该国有4个地区排名进了前十。韩国两个地区的就业水平仍然不高,其中蔚山第37名,首尔仅列第48名。相比去年,印度就业形势有所好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以色列的该项指标排名仍然靠后,较高的失业率代表经济对人力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尽管对一个地区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影响不那么直接,但它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影响到居民的整体福利水平。


区域经济产出强度

知识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与产业集聚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产业内的投入要素合理配置、不同产业之间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以及人才和技术的知识外溢这三个效应既是产业集聚带来的效率增进,也反映了产业增长的质量。

我们用单位面积经济产出来衡量区域产出强度,它表示在一定的土地面积上产出的平均水平。如表14所示,2018年,新加坡的区域经济产出强度最高,其单位面积产出达到了每平方公里686百万国际元,比第2名的首尔高26百万国际元。这与新加坡作为一个岛国具有较小的面积有关,但也确实反映了该国较高的经济产出强度。首尔排名靠前除了经济产出强度客观上较高以外,也与其较小的城市面积有关(不像中国城市那样有较广阔的郊区)。

东京取代中国香港成为探花,中国香港退居第4。排在第5、第6位的分别是大阪和上海。这些地区几乎都是人口密度极大的国际都市,在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和优质企业,并有着较大容量的外部市场。前六名的产出强度远高于其他地区。

中国大陆地区中,上海的区域产出强度最大,而天津和北京也有较好的表现。从总体看,由于不同的地域特点和人口分布特征,城市型的地区(直辖市)在该指标上的表现要好于含有广大农村的地区。相反,幅员辽阔且人烟稀少的地区这一指标表现普遍欠佳。例如,澳大利亚的诸多地区虽然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排名靠前,但它们较低的人口密度却导致了较低的区域产出强度。另外,有些地区不适宜发展经济的地形地貌对该指标也有影响。山地比重较大的地区比较不利,例如西藏、青海、新疆和内蒙古,这是该指标的一个缺陷。尽管如此,知识经济本身反映的是对自然资源较低的依赖程度和较高水平的经济集聚。比如山东和广东这两个地区都有较大的平原地区,也都有较多的山区,但它们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计算结果表明,这两个省的区域产出强度几乎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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