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持续性是指每个地区保持其知识创造和商业开发长期健康发展的能力。在我们的模型中，它表现为对下一代知识劳动者和ICT基础设施的投资，共包括四个变量。

对未来知识的投资

新的经济增长在一个变化的经济环境中要求以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和适应及满足新的商业目标的技术工人的需要为基础。未来的人力和知识资本蕴藏于那些接受教育的个人之中。因此，投资于教育和培训可以认为是对知识的投资。持续的经济增长将取决于大学毕业生的质量和他们在商业社会中使用知识的能力。大部分的初等教育支出作为义务教育被列入国家预算，而高等教育支出则是一个地区高校数量和种类的反映。

这个指标一方面说明了地方的财力水平，另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文化传统。表15显示，初等和中等教育人均公共支出排名靠前的仍主要是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发达国家，可见教育上的高投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其中，西澳大利亚以人均2271.63国际元位列榜首。

近年来中国大陆不断增加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并以法律形式规定其占GDP增长的比重，已取得一定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西藏自治区排名大幅提升，位列第6，这是因为在国家高强度的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下，西藏全面落实了15年免费义务教育和包吃、包住、包学费的“三包”政策，年生均补助标准提高到3000元。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对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投入也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排名分别为第10和第11。

相对于初等和中等教育的义务教育性质而言，高等教育更加市场化一些，尤其是国外的大学。因而一个地区的大学能否通过市场化手段筹集到办学经费就直接影响到知识投资的水平。但就本指标而言，它衡量的是公共支出部分，所以与市场化关系不大，不过与一个地区的高等教育规模有很大关系。

韩国、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相对投入强度很大，从表16可以看出，上述国家或其地区都处于前列，其中，韩国蔚山以人均1460.93国际元位列榜首，首尔以人均870.83国际元位列第3。究其原因，韩国一直非常注重教育的发展和投入，在20世纪70年代便将“教育立国”确立为基本国策，目前已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入普及化阶段，韩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也排名世界前列。韩国私立高校为数众多，在普及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韩国政府对于教育质量较好的高校也会提供资金支持。

新加坡的高等教育投入水平历来名列前茅，这主要是由于政府不惜财力和物力以保障高校的正常运行。自独立以来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是高等教育投资的主要承担者，其历届领导人深知高等教育投资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前途与兴衰，有利于经济的发展。随着打造“智慧国”计划的开展，新加坡政府尝试使本国经济转变为高科技中心的定位，因此政府为本国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教育经费支持，本国大学生享有的教育津贴大约是学费的70%。

中国台湾大力推进高等教育的普及工作。近20年来，高等教育迅速发展，高等院校数量很多，目前共有162所大学。由于中国台湾私立大学比重较大，相较于其他许多地区，中国台湾总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显得数额较大。中国台湾的私立大学占高校总数的三分之二，从而减轻了政府的负担，政府可以集中财力投入公立大学。由于大学数量较多，中国台湾已经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基本人人都可上大学。

日本的京都、东京、静冈等地区具有极高的高等教育水平，它们拥有多家全球著名的高等学府。例如，京都作为西日本的“学都”，其学生占总人口比例高居日本首位。京都地区的京都大学是世界级著名研究型国立综合大学，是日本政府为了与欧美强国抗衡而建立的，它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从京都大学成立之日起，日本政府就对它寄予厚望，给予种种优待，以此为基础，京都大学日益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从日本政府对待京都大学的态度，可以窥见日本对待高等教育的态度。

在中国大陆，北京高校云集，因其较高的高等教育投入强度而位居第7，与上年相比名次有所上升。上海的高等教育公共支出强度在亚太53个地区排名中上游，位居第22位，与北京有较大的差距。

不过该指标有一些缺陷，因高等教育公共投入强度是以高等教育公共支出除以地区全部人口，地区人数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其投入强度即排名。例如，上海市的人口是新加坡人口的四倍多，所以在排行榜上，新加坡位列第2而上海排名较其低很多。另外，该指标与区域内高等学校数量的多少有很大关系，由于每所公立高校甚至私立高校都能从国家层面获得高等教育公共投入，如果地区内的高校数量多的话，在分母（区域内总人口）一定的情况下，人均高等教育经费就会比较高。显然，北京就是受益于较多的高校而获得了国家较多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天津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天津的总人口比上海少，高校在校人数与上海相当，使得天津的高等教育人均公共支出排名比上海靠前。

但无论如何，每一地区都有高校，它们获得的公共教育经费直接决定了其教学条件的优劣，从而对本地区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能产生积极的影响，而高校间接的人才溢出效应对一个地区知识经济的发展也不容忽视。所以人均高等教育公共经费支出仍然是衡量区域知识持续性的重要指标之一。

ICT基础设施投资

在如今的电子信息时代，为了使知识在地区和国家范围内得到有效传播，良好的ICT基础设施，尤其是快速的宽带电信服务是必须的；其次，对于商业活动本身，我们使用人均安全服务器数来衡量其水平，因为安全服务器使用加密软件（encrypted）进行电子商务信息传输，所以一国拥有该种服务器的数量充分表明了该国的电子商务运行水平。

每千居民宽带上网人数是衡量一个地区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值得骄傲的是，中国各地区成就斐然，占据了前30位。相比之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都排在中国之后，印度当然更是排在榜末。该指标的统计口径差异或许高估了中国的数据（中国的移动上网人数比例相对较高），但中国在互联用应用方面的成就确实是举世公认的。

安全服务器的评估所使用的是国家层面的数据，但考虑到中国的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相差悬殊，像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发达城市，其指标水平实际上被大大低估了。

事实上，中国电子商务的整体水平与大部分发达国家相比都不落后，无论是商户还是消费者的数量规模都具有绝对的优势，人均水平也比较领先。根据CNNIC最新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8年1月），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人，普及率达到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51.7%）4.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46.7%）9.1个百分点。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5.33亿人，较2016年增长14.3%，占网民总体的69.1%。其中，手机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5.06亿人，同比增长14.7%，使用比例由63.4%增至67.2%。

但按照国际互联网标准指标统计，中国的安全服务器的相对数量整体上比较落后，发达地区实际被低估。

与上年类似，韩国、澳大利亚等居民拥有互联网主机的水平很高，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也有较高的水平。韩国的居民安全服务器比例最高，达到每百万居民2201台。

从2018APKCI和2017APKCI的比较可以看出，各国的ICT基础设施水平在持续接近，今后的趋势将是使用质量和频度上的差别，这对于知识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有利的方面，尤其是后发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