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创新创业呈现出新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科技创新在创新创业中起到核心的引领作用。如今，科技创新已经上升到我国的国家话语体系，甚至可以说事关国家前途和命运都不为过，对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视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纵观世界历史，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从而给世界经济的增长带来无限的机遇，催生出新的创业机会，科技创新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全新动能。
技术变革的背后蕴含着无数创业机会
科技创新创业已成为培育发展新经济、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养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手段和路径。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创业工作，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全国各省市以创新创业作为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充分引导科技型创新创业，提供优质创新创业服务，形成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实现创新、创业、就业的有机结合和良性循环，在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成效显著，这其中，科技型企业的孵化培育载体，创业平台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副巡视员段俊虎披露的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截至2018年底，全国有4849家孵化器、近7000家众创空间，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创新创业空间和服务，2018年服务的创业团队和企业达62万家；2018年末，全国孵化器在孵企业20万家，每年都会毕业数万家优质的、充满活力的、高成长的、势必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生力军的科技型企业，这是中国的希望。
段俊虎认为，如今我国产业风口直指高新技术，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术、光电芯片、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中，我国必须以自主研发为主，进行长期研发投入、持续积累，进而形成众多的高精尖原创技术，形成对产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掌握技术话语权、标准制订权和市场定价权。
而创新创业浪潮中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行业龙头企业积极投身创新创业，近些年这种势头越来越高，行业龙头企业将企业发展与创业孵化有机结合，为其提供资金、技术、人才、产业资源等全方位支持，从而拓展上下游，延伸产业链，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据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的数据，如达安基因、科大讯飞、海尔、浪潮、先声药业等企业都积极投身孵化器建设，其中，达安基因已参股孵化大健康领域企业200余家；科大讯飞则聚焦人工智能上下游优质项目的发掘与孵化，四年来汇聚了400余家人工智能细分领域的企业及创业团队。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明确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宏大目标，确立了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命题。创新创业在新时代还要继续深入地发展，特别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科技型创业大有可为。段俊虎指出，创业者和企业家将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他认为创业者和企业家是技术创新和成果产业化的组织者，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的成果最终都要通过创业者和企业家变成现实生产力。因此他期望未来的创业者、企业家能够多关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瞄准经济建设和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科技问题，紧贴新时代社会民生现实需求，加快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矢志不懈创新，因为一轮新的技术变革的背后一定蕴含着无数的创业机会，并且这些高科技项目一定能高速成长。
硬科技需要长期投入、长期积累
作为“硬科技”理念的提出者，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光学博士米磊对于硬科技的观点一针见血，他接受《华东科技》专访时表示，硬科技是需要长期投入、长期积累、可形成自主原创的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引领性、基石性，对一国之经济发展有根本的推动力；中国经济应当引导更多金融、资本流向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避免经济“虚胖”，未来中国经济应促进科技的含量越来越高。
至于为什么要硬科技，米磊博士为我们开宗明义：当今时代硬科技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在回顾历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后，米磊这样总结道：“没有底层的硬科技革新是无法带给一国在全球范围内领先的。”而正是基于此，近代以来的全球科技创新都有着著名的“泡沫周期”——从一个技术的研发开始有30年储备周期，之后的快速增长期持续五六十年，然后步入技术的成熟期和衰退期，而经济波动也由某一代技术的衰退所导致，上游硬科技所的衰退会直接引发全球经济的波动。如今，对于一国而言，其核心竞争力不再基于经济体量，而在于科技创新之争、硬科技之争，唯有在未来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抓住机遇，才能够真正地跃居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先位置，因此米磊认为，中国正站在从高科技到硬科技的“十字路口”。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现在面临着经济下行和“三驾马车”失效的压力。改革开放40年，中国依靠技术引进抓住全球范围内的技术红利，但如今全球技术红利已经用尽，我们在某些技术领域甚至已经超前，因此需要中国找到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红利，这意味着需要自己走在创新的前列。中国能够找到的下一个发展红利必然来自创新，因为我们拥有人数庞大的工程师和科研人员队伍，而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着力挖掘的创新红利。在米磊看来，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在于尽管我国是全球第一大科技应用大国，也是第一大市场，但还不是科技强国，在核心芯片、核心材料领域仍旧依赖于进口。
中国如今正处在从模式创新到科技创新的历史拐点上，事实上全球100多个经济体，只有12个经济体成功地从中等收入国家跨越发展到发达国家，这是一个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过程，其难点在于米磊提出的“一个国家能不能把力量和思想集中起来投入到科技创新上”，他寄语未来：“中国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鸿沟，全社会能不能团结起来，思想上解放出来，把真正的力量投入到科技创新上，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坎，这个坎有二十年的周期，中国在2030年之前必须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十几年的时间是需要一起去努力。”
在具体操作上，米磊认为，“绝大多数科研成果都卡在了实验室，这些成果没有真正地转化出来推动经济增长，所以才出现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现象，如果能够让更多的人才、资金都投入到这个阶段，我们就可能释放出更多的生产力，这才是中国应有的制度红利和供给侧改革。”因此在他看来，科创板的推出对中国硬科技的发展非常有价值，这也说明中国已经认识到硬科技的重要性。米磊这样比喻：“硬科技是骨头，实体经济是肌肉，虚拟经济是脂肪，金融是血液，如果一个国家把资源都流向了脂肪，后果可想而知，这将是一个‘虚胖的大胖子’；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硬科技，就没有脊梁、没有骨头，随时会被一拳打倒，因此我认为华为这样的公司就是中国的骨头，而中国至少需要1000家这样的公司，中国才能真正地强大起来。”而如果能够把科创板做好，中国的金融资源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去滋润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国家经济才能真正健康发展，所以在米磊看来科创板对中国未来几年的发展非常重要。
而从文化层面，米磊博士也倡导硬科技的精神和硬科技的志气，这意味着把一件事情踏踏实实做到极致，不一定需要做到多大规模，但是能把一件小事做到世界第一，能把一颗螺丝钉、一样产品、一种材料做到世界第一，这才是应该鼓励的精神，而不是去鼓励创业者做看似很大但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事。做硬科技可能需要踏踏实实做10年甚至更久，是一种同互联网思维完全不一样的思维模式，中国现在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就要求进行思维模式上的转换，一如我们从改革开放开始的思想解放，“从快速的思维模式转成做硬科技”，在米磊看来也是一种思想解放。
唯有全社会致力于打造硬科技的“雨林”生态体系，让创新创业茁壮成长，通过科技创新的发展，未来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每个中国人心中的中国梦。
孵化硬科技项目创新，政府需要协助“第一步”
“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区别在于创新”，引用史蒂夫•乔布斯这句箴言的余雪妮是新加坡科技研究局诊断发展中心首席执行官，在她看来，“科技推动了创业进而改变生活，但科技只是创业的一个部分”。要想成为领导者必须矢志不移地创新，而创业是怎么成就未来的？科技是怎样推动创业的？余雪妮提出了她理念中的“以人为本”。
余雪妮博士认为创业不仅仅是把技术推向市场，而是要将人的想法推向市场，因此她特别看重能否帮助创业者本身去实现其产品的商业化，她所在的机构——新加坡科技研究局诊断发展中心也希望从全球得到更多的创新者加入其中、成为合作伙伴。
在具体的创业项目发展上，创业者通常会面临到底是以技术为导向，还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难题；是技术革新去引领市场，抑或是市场需求推动技术突破，在余雪妮的念头中是基于“以人为本”的：“如今我们能够在市场上听到各种不同的新创意、新想法，但是这些技术上的创新在没有得到合适的商业模式时，很难跟市场接轨，也难以在企业层面得到好的应用。我想要的就是以人为本，找到对的人，找到对的商业模式，让技术创新者能够实现经济价值上的输出。”
以医药产品为例，余雪妮描述了这种技术产品化的重要性，无论是市场为导向，还是科学技术突破为导向，当一个技术能够成功地投入市场都需要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技术本身是否可行；第二个步骤是技术能否转化为产品；第三个是产品有没有人为它埋单。”而新加坡科技研究局诊断发展中心正是这样一个机构——为那些创业企业提供起飞的推动力，帮助他们进入市场。如何把科学技术转化为产品，这些系统化的转化是余雪妮工作的重心之一。通过帮助企业实现科技技术的产品化、商业化，新加坡科技研究局诊断发展中心也搭建了体系化的工作去实现这一目标，比如搭建创业生态系统、建立孵化激励以及开放式社区等等举措。
而在接受记者专访中，余雪妮也坦言，硬科技项目具有高风险、周期长、投入大的融资特征，政府可以为这些硬科技项目给予早期的孵化协助和资助，这有助于更好地让项目成长到能够与社会资金对接的阶段，政府率先走出创新科技项目孵化的“第一步”有着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