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丛林法则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有的社会比其他社会更能创新。美国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社会，飞机、原子弹、互联网等众多改变了世界的技术都发源于此。相比之下，现代中国却常常为其大范围地仿制国外的发明和创新而为人所诟病。曾经诞生了火药、活字印刷术和其他变革型发明的中国，如今更为人所熟悉的形象却是山寨大国，在这里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都能找到山寨版：汽车、服装、计算机、快餐、电影、药物，甚至整个欧洲小镇。美国给世界带来了iPhone；中国则为其呈上了HiPhone——对一项开创性的美国电子设备的廉价1:1复制品。

美国对中国的盗版感到不安和愤怒是不对的。美国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往往将抄袭斥为瘟疫，其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抄袭非但不是创新的敌人，还往往是创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仿制虽有破坏性的一面，也有富有生产力的一面。几乎所有的创新都是建立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之上，而且能够自由地仿制和完善现有设计的能力，正是带动时尚、金融、软件等各种领域向前发展的动力。此外，仿制可以加强竞争、拓宽市场、打造品牌。

对于中国的企业和个人而言，仿制有着难以抗拒的收益，它的好处不仅仅是削弱西方竞争者这么简单。许多中国的企业和个人都通过仿制他人的原创产品，获得了宝贵的设计经验和制造能力。这种模仿的结果是出现了一大批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使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享受到消费社会的好处。盗版创造的财富也帮助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成长；而对于卖真货的西方企业，这些人正代表着一个巨大的潜在新客户人群。

由于这些原因，在面向中国山寨经济制定合理的政策时，必须意识到抄袭和创新之间的联系，并且抄袭可能成为创新的动力。鉴于中国的抄袭既有利也有弊，同时考虑到中国历来面对西方压力时所表现出的抵抗力，试图推动中国改变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政策和行为，实际上不值美国目前所投入的政治和外交资本。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要了解模仿和创新如何在当今的中国并存，只需要看看小米——中国增长最快的科技公司之一。成立不到4年，小米已经卖出了近700万部智能手机，入账十几亿人民币（约合16亿美元）——对一家在2011年8月才出售其第一款智能手机的公司来说，这些数据着实令人印象深刻。小米的手机看起来很是眼熟，因为该公司的许多设计都与苹果的iPhone极为相似。

小米并不是中国唯一的模仿创新者。中国最流行的社交网络服务——微博，拥有数以百万计的用户。2009年推出的时候，微博还赤裸裸地克隆Twitter。但从那时起，微博就不断地增加了区别于Twitter的新功能，包括让用户拥有更多互动的评论系统。这些改进可以说使微博比它模仿的对象功能更强大、更有趣。

另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中国山寨品是优酷，YouTube的众多中国仿冒之一。不同于Youtube，用户能在优酷网上传任意长度的视频，而且不核实版权。这意味着优酷网上有大量未经授权的节目在播出。但优酷网也与1500多个专业的内容提供商合作，提供授权视频播放服务，在提供原创内容方面优酷网也比其美国竞争对手要更进一步。事实上，优酷在中国已经成为传统的广播电视的一个强劲竞争对手——令YouTube羡慕的壮举。

这有助于解释中国独有的“山寨”现象。正如《华尔街日报》近日指出，“‘山寨’一词曾经用来形容廉价或劣质的产品，而如今对很多人来说它意味着中国人特有的聪明和智慧。”中国的“山寨经济”使各种产品层层渗透到普通的中国消费者手中——有时还顺便得到了改善——并在此过程中帮助中国和中国的企业在短期内实现了成长，提高了竞争力。从长远来看，开放的模仿和复制可能形成对西方创新产品的需求。

美国也曾是山寨大国

在美国崛起之初，其抄袭仿冒行为一点不输给如今的中国。在18和19世纪，英国是美国偷艺的首要对象，美国人的经济间谍活动集中在英国纺织工业。美国企业家试图把英国的纺织机和工厂设计的秘密资料抄过来，而美国政府随时准备帮助他们。

在当代中国，通过模仿来创新是官方政策——在美国，早期的法律禁止那些在别处已获专利的发明在美国取得专利，引进外国的专利产品一直到19世纪后期都存在很大的障碍。类似的，美国的版权法明文规定不保护任何外国作家的作品；这一禁令直到1891年才被解除，而就在这以后，外国的作家如果要得到美国版权法的保护，就必须在美国完成作品的创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规定才从美国法律中彻底消失。美国版权法最有名的受益人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在未得到授权或者没有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再版了多个英国作家的多部作品。英国人把美国的抄袭者骂得狗血淋头；英国的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感叹美国的版权法是“绝妙的法律”——他的书在美国卖了那么多本，他这个写书的人硬是一份钱也没有拿到过。
然而，狄更斯的故事也表明了盗版有时候也能让原创者受益。作品遭到大规模复制的结果，是巨大的曝光度，在美国这把狄更斯捧成了一个文学超级巨星。1867年到1868年，狄更斯在美国做了一次盛大的全国性巡回演讲，这一趟他入账了1.9万多英镑，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175万美元。两年后，到狄更斯去世时，他的遗产中超过20％的资产都来自美国的这次巡讲。

把过去的美国和现在的中国两相比较，其相似之处可以说明为何华盛顿会对北京的盗版行为感到无端的恐惧。仿制使18和19世纪的美国经济增长，它同样可以令今天的中国实现腾飞。而正如当年英国夸大了美国人抄袭所带来的经济威胁那样，如今中国所具有的威胁性也被夸大了。

这并不是说知识产权不重要。事实上，知识产权在医药等研发成本特别高的领域至关重要。但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总是带来更好的结果。知识产权能鼓励创新，也能抑制创新；它在鼓励创新的同时也会限制竞争。最重要的是，由于每一次创新都建立在既有的基础之上，知识产权保护如果太宽就会限制灵感的来源。要做出更好的捕鼠器，必须要能在现有的捕鼠器上自由地改造。苹果借鉴了施乐的想法，将鼠标和图形用户界面（而不只是在屏幕上的文字）相结合才有了今天的台式电脑；同样，还有千千万万的创新者在他人成果之上进行修缮和再创作。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了第一部现代的专利法和商标法，并在1990年颁布了首部著作权法。对于这样一个正专注于快速发展经济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国家，知识产权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不能指望中国会迅速改变其对待仿制的态度和做法。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利益平衡或许将有所转变，届时中国政府对待仿冒的态度可能会收紧一点。在此期间，需要对中国的抄袭保持正确的态度，认识到它有好处也有坏处。

（作者系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