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经济社会的变革以及创新理论的发展，创新范式也由最初的线性范式转变为动态交互的创新生态系统。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于培育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而创新生态系统是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和相关支持体系之间形成的相互依赖和共生演进的创新生态体系，强调要素间的网络协作，重视主体间的互惠共赢。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新阶段，提高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增加创新要素供给，加强创新环境建设，形成创新生态吸引力，将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注入新动能。

为更全面地考察长三角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情况，本课题组借鉴目前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结合长三角三省一市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实际发展实践，构建了长三角创新生态指数指标体系。该体系由创新资源、创新产出、产业潜力和环境支撑四个一级指标共计12项二级指标构成。

从2019年长三角创新生态指数的得分情况来看，创新生态总体发展最好的是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合肥、无锡、宁波、嘉兴次之。总体来看，长三角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地区分值递减，从北部到南部地区中部近沪城市分值较高，同时在三省省会城市及邻近地区出现区域分值极点。根据长三角41个城市创新生态指数得分情况可得以下特点：

上海的生态创新发展最好，其次是上海的周边城市，如杭州、苏州、嘉兴、无锡、湖州和南通，这些城市都是总体排名前10的城市，形成了长三角创新发展的主力军。

2018年，上海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9206家，净增长1564家，全年共落实高新技术企业减免所得税额160.97亿元，享受企业数3310家；全年共认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656项，比2017年增长33.1%，认定数量创5年新高；全年新增就业岗位58.17万个（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19.37万个），可见上海已成为长三角区域人才、资源、科技的主要聚集地。与此同时，上海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发挥优质创新资源的区域辐射力，多城市协同创新发展。2017年，上海市科委与浙江省科技厅、嘉兴市政府签订了科技创新券跨区域使用试点合作协议。上海的创新发展辐射至周边，形成长三角创新主力军协同发展，带动整个长三角区域的创新生态发展。

省会城市自带区位优势，创新生态指数总体高于其他城市。省会城市是省域发展的关键引擎，近年来省会城市的引领作用不断凸显，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以及合肥都市圈建设各具特色，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省会城市的带动效应促使各个省份千帆竞发，其中浙江省生态指数总体领跑长三角。近年来，浙江全面启动大湾区建设，杭州湾处于沿海开放带、长三角南翼，契合国家战略布局，是“一带一路”与长三角一体化等多重国家战略的“枢纽功能区”。沿湾各地产业特色鲜明，拥有一大批成规模的产业集群，互联网、先进制造业等产业优势明显，具备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潜质。宁波舟山港港口效能优越，良好的港口条件为杭州大湾区联结全球贸易网打下坚实基础，同时自贸区、国家级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先行先试”政策资源，为杭州湾大湾区发展提供保障。

由长三角创新生态指数得分城市分布可以看出，长三角区域的东部和中部创新发展优于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内陆边缘城市。这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方面，长三角区域的创新发展是自东向西扩散，西部和北部的一些边缘城市距离长三角的核心城市较远，使其创新发展较为迟缓。另一方面，内陆边缘城市创新资源不足、创新产出低、产业潜力差、环境支撑较为薄弱等因素，很可能致使城市自身创新动力不足。2018年，合肥市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为3933.07亿元，阜阳市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为711.6亿元，合肥市是阜阳市的5.5倍；合肥市的全年受理专利申请65814件，发明专利32831件，阜阳市全年受理专利申请13065件，发明专利仅为6244件，合肥市均是阜阳市的5倍。内陆边缘城市的创新发展能力明显落后于中东部地区，区域发展较不均衡。

从创新人才、创新资本、创新平台构成的一级指标生态创新资源得分来看，长三角城市平均值为21.26分，14个城市位于均值以上。得分排名靠前地区与靠后地区分值差异显著，排名前10位的地区得分是后10位得分的6.7倍，说明在创新资源方面上海及省会城市等发展较好的地区由于历史积累及政策倾斜的原因占有大量的科技创新资源，在人才、资金、平台方面都具有较大优势，是生态创新发展的基础。

由此可见，城市与城市之间在生态创新资源方面悬殊较大，在人才吸引、资金聚集和创建平台的能力均有明显差距。

相关调查报告显示，在高水平人才方面，上海人才流入/人才流出比达1.41，是长三角城市中最高的；而在数字人才领域，上海人才流入/人才流出比达1.35。此外，上海的高级金融、国际航运等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在全国占比较高。因此，从人才吸引就足以看出上海在创新资源方面中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居于后十位的城市，如安庆、亳州和阜阳等市，在创新发展中大多具有较多的痛点和难点，且低效企业较多，局部创新改革力度不够，创新政策落实不到位等等，拉大了与上海及各省会城市之间的生态创新发展差距。

从创新成果、成果转化构成的一级指标生态创新产出得分来看，长三角城市平均值为20.01分，15个城市位于均值以上。排名得分情况整体较集中，排名前10位的地区得分是后10位得分的4.2倍，说明在生态创新产出方面地区表现差异较小，整体表现趋于稳定。生态创新产出代表着创新对于城市的贡献能力，若创新成果和成果转化率较高，则表明城市的创新活力较强，可以推动城市创新的可持续性发展。

从41个长三角城市的生态创新产出排名中发现，南京市的创新产出能力突出，并领先于长三角区域的其他城市；其次，嘉兴、上海、苏州、湖州和杭州排名均较为靠前。

通过排名可以看出，除南京外，浙江省的城市在创新产出能力方面表现也较为显著。

2018年，南京市的PCT专利申请大幅增长170%；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43%，达10418件，首次跃居全省第1位；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59.1件，位居全省第1、全国第3等；浙江省政府也出台相应政策来激发创新动力，促进了相关城市的高效率创新产出，如2018年嘉兴、湖州和杭州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分别为2506件、1831件和10267件；以及三市的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分别为1267家、758家和1557家。一个城市的生态创新产出水平对于衡量其创新生态能力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产业结构、增量潜力、效率潜力构成的一级指标生态产业潜力得分来看，长三角城市平均值为32.23分，15个城市位于均值以上。得分在均值附近的地区较多，排名靠前的地区得分差值较大，靠后的地区得分差值较小，排名前10位的地区得分是后10位得分的2.2倍。说明得分表现一般的中坚力量地区较多，这些地区未来发展潜力优势明显。

长三角区域以上海为龙头的三省一市省会城市的辐射效应强，同时部分城市产业承接能力强，从而导致长三角效率潜力方面中坚力量地区较多。

近年来，上海大都市圈“1+7”城市群逐步建成，更好地发挥了上海对周边城市产业潜力的辐射效应，以宁波舟山、南通为主的城市成为大上海的南北两翼。例如，江苏省的南通为了全面强化与上海的功能对接与互动，承接上海非核心功能疏解。南通积极引进国际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2018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8427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4081.35亿元，增长8.4%。其中六大新兴产业完成产值增长12.9%，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3.5%，其在产业潜力方面优势明显高于其他城市。

从政策支撑、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创新基础构成的二级指标生态环境支撑得分来看，长三角城市平均值为27.12分，19个城市位于均值以上。南京、杭州、苏州、上海、合肥5个城市在生态环境支出方面优势显著，这些地区与其他稳定发展的地区差距明显，排名前10位的地区得分是后10位得分的2.8倍。生态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人才、技术、政策、基础等环境，保障支撑生态创新能力的提升。

由此可见，长三角区域南京、杭州、苏州、上海、合肥5个城市“虹吸效应”比较强，当地人才、技术、政策基础等环境优于其他城市，例如近年来南京、杭州、苏州、上海、合肥5个城市交通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使得地区间人才、技术流动更加便捷；加之各省级政府政策的助力使省会城市锦上添花，不断增强了这5个城市的虹吸效应。

据统计，2018年，上海、合肥、南京、杭州、苏州5个城市的普通高等学校分别为64所、50所、44所、39所、22所，合计占长三角普通高等学校数量的52%；同时，这些城市集聚了长三角90%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而地区排名靠后的10位城市，一方面身居区域内陆边缘地带，各方面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政策效应无法带动虹吸效应，另一方面，历史经济资源比较薄弱；因此在生态环境支撑方面明显优势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