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三角各城市创新生态产业潜力指标排名来看，上海、杭州、苏州产业潜力指数分别为75.18、62.29、49.07，位于第一梯队；苏州、宁波、南通、扬州、宿州等城市的产业潜力指数较为靠前，位于第二梯队；连云港、舟山、铜陵等22个城市产业潜力指数分布在10-30，位于第三梯队。从整体来看三省产业潜力指数差异较小，其产业潜力指数均值分布为安徽省30.67、浙江省31.64、江苏省31.37。

长三角各城市生态产业潜力指标排名

长三角城市产业潜力呈现出以上海一强为首，杭州、南京、苏州、合肥多强为主的发展局面。上海是全国金融中心，其最突出的优势就是产业。2018年，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9.9%，远远高于第一、二产业总和。上海全年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到1645.78万亿元，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全市企业提供了充足的创新资本，有利于提高产业创新效率。同时，自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五年来，上海投资环境逐步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达到67.70亿美元，这进一步为上海产业升级夯实了基础。杭州、合肥、南京、苏州的创新生态潜力优势突出，其更多得益于上海的辐射效应，不断优化杭州、合肥、南京、苏州区域产业布局，提高区域产业效率。

杭州、合肥、南京作为省会城市，不断地集聚周边产业资源，创新生态潜力突出。以杭州为例，近年来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异军突起，不断地集聚周边产业资源，从而达到产业集聚。2018年，杭州高新区综合评价排名全国第三，推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三年倍增、科技型初创企业培育、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预计新增1075家（报科技部备案审核）、市科技型初创企业新增711家、小微企业新增9.5万家。

但以上海、杭州、合肥、南京为中心的邻近城市与边缘城市在生态潜力指数上形成了两极分化的局面。邻近上海、杭州、合肥、南京的城市，受到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的影响，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研发、贸易等方面有一个质的飞跃。南通目前与上海的产业对接已经实现了“456”模式，即40%农副产品供给上海，50%的企业与上海合作，60%的货物通过上海口岸，每年通过上海引进亿元以上工业项目60个左右。而边缘城市在地理位置上没有优势，同时在产业升级上缺乏驱动力。宿迁位于长三角区域的最北端，2018年其产业发展呈现“三高一降”的局面，即机电装备、纺织服装和食品饮料三大重点产业产值、新兴产业产值、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57.8%、11%、26.5%，高新技术产业明显落后于传统产业。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发展迅猛，沿海城市外资吸引力强

长三角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不仅为区域内城市经济带来发展潜力，而且也会对整个长三角区域生态创新带来发展动力。

长三角以第三产业为着力点，为区域创新产业潜力注入了创新力。2018年上海、杭州、合肥、南京、苏州第三产业占整个区域的比重分别为70%、64%、50%、61%、51%；并且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2842.96亿元，增速8.7%：杭州第三产业增加值8632亿元增速7.5%：合肥第三产业增加值3933.1亿元，增速8.0%：南京第三产业增加值7825.37亿元，增速9.1%：苏州9450.20亿元，增速8.1%。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各个城市第三产业齐头并进，更好发挥三省一市的带动效应，进一步凸显区域产业优势。

另外，长三角区域腹地广阔，全国超过25%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分布其中，这进一步为长三角区域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夯实了基础，也为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2018年，浙江省高技术、高新技术、装备制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7%、9.4%、10.0%和11.5%，占比分别为12.8%、51.3%、40.7%和29.6%；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物联网、海洋新兴产业、生物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9.9%、10.1%和11.8%；以及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特征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的24.9%，等等。

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国际窗口，自“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长三角日益成为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的桥头堡。特别是以上海、嘉兴、杭州、宁波、舟山、南通、盐城等沿海分布城市和以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等沿铁路分布城市外向度比较高，其外资吸收力强。其中苏州、上海、无锡、宁波、南通的外商投资企业数量高达600多个。这在一定程度为当地带来更多的对外交流机会，使其输出技术和吸纳技术的增长速度加快。

增量潜力

边缘城市创新增量潜力可待挖掘

长三角区域增量潜力更多的反映其未来可持续发展能力，一方面，长三角区域的增量潜力为其带来产业创新，使其具有竞争力；另一方面，为其提供充足的无形资产，为产业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

长三角创新增量潜力呈三级阶梯分布状态，其中上海、杭州和苏州等7个城市为第一阶梯，铜陵、南京、合肥和衢州等9个城市为第二阶梯，黄山、湖州、台州等25个城市位于第三阶梯。第一阶梯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2018年拥有国家级众创空间36个，并且承办国家级科技创新竞赛活动，遥遥领先其他各个城市；第二阶梯中，以南京和合肥为代表的省会城市拥有国家级众创空间为7个和5个，并且承办长三角级科技创新竞赛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创新能力在整个长三角区域拥有一定的竞争力；第三阶梯中，大部分城市没有国家级众创空间，但这些城市更多的受到一、二级阶梯城市的辐射效应的影响，保持一定的创新潜力。

铜陵、马鞍山、淮北等边缘城市创新增量潜力可待挖掘，2017年，铜陵、马鞍山、淮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分别为0.69、0.46、0.3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明显高于长三角区域其他各市。以铜陵为例，2018年，政府制定实施“1365”工业转型升级行动方案，其电子材料及新型元器件入列省第三批重大新兴产业工程，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居全省第2位；同时实施亿元以上技改项目72个，新增省级名牌和工业精品19个，工信领域行业标准领跑全省。

效率潜力

外资向边缘城市扩散，核心城市水平突出

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高效率是创新生态保持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

长三角区域外向型产业比较发达，近年来吸收外资的趋势逐渐向北转移。为了全面强化与上海的功能对接与互动，长三角各城市主动承接上海非核心功能疏解。2018年，马鞍山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227642万美元，蚌埠160963万美元、宿州78510美元，等等，这些城市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均大于本地的出口额，外资的本地利用率较高。为边缘内陆城市产业注入更多的资本，使其更好发挥地区产业优势，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以此提高产业效率。

南京、上海、合肥、杭州等城市单位能耗GDP产出率水平突出，单位全社会非居民用电量（万千瓦时）创造GDP分别为23.74万元、23.53万元、18.74万元、17.46万元。一方面，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城市，引领其他城市共同推动长三角区域产业效率提升；另一方面，南京、合肥、杭州三个省会城市单位能耗创造GDP的效率也远高于其他城市，体现了以省会为中心的创新生态效率潜力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