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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沪皖科技创新协同共振效应
《华东科技》     发布时间:2021-01-27 01:27:47.0    

从全球创新竞争趋势来看,越来越向集群化、网络化和协同化方向发展。新的创新发展趋势下,国家科技创新布局也由点上突破向区域联动创新转向,国务院先后批复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江苏沿海、辽宁沿海经济带、海峡西岸经济区等系列联动发展区域,形成了区域创新发展的大格局。从区域发展的视角来看,区域产业协作正在经历产业转移到产业分工合作,再到产业协同创新的深化过程。



近年来,长三角三省一市顺应区域产业分工与协作发展趋势,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与创新要素,不断加强科技合作,创新要素与创新资源的跨地区细分、配置与协同已具有一定的基础。上海作为长三角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与长三角区域辽阔腹地的安徽省,在技术、人才、产业等方面的发展既有合作又存在竞争关系,如何提升沪皖科技创新协同共振效应,对于推动长三角地区协同创新效应、产业联动效应、社会治理变革等协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沪皖两地科技创新协同现状

在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领域已初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创新合作方式和分工模式,上海市与安徽省两地各具特色。上海在创新品牌、技术服务、科技金融领域表现突出,外资、大型国企在创新合作中占据主导地位;安徽省则在创新产品制造加工方面领先,政府给予了诸多创新优惠政策,具有本地资源比较优势,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为契机,沪皖两地在科技创新协同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区域科技创新资源网络搭建形成。自安徽省加入长三角以来,三省一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密切合作,在大型科学仪器开放共享、新型研发机构共建、科技联合攻关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以张江、合肥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牵引,长三角地区正加快建设一批大科学设施群和重大载体。如上海建有科技创新资源数据中心,安徽省建有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三省一市科技管理部门合作建立了“长三角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不仅为长三角三省一市用户提供了优质分析测试试验服务,也为国内多地区共建共享科技公共服务平台提供了标杆和示范。目前,长三角地区产业与科技创新资源富集,创新主体(高校、科研机构、创新型企业)、科研设施(大科学装置等)、科技人才、R&D等科技创新资源呈现出以上海为中心、以合肥—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杭州—宁波为轴线的集聚特征。

创新合作模式多元推进。三省一市政府积极推动长三角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其中上海与安徽的协同共建为两地产业技术合作提供了创新模式。在政府层面,上海松江、浙江嘉兴、杭州、湖州、金华、江苏苏州、安徽芜湖、合肥、宣城九地市联合制定了G60科创走廊建设计划,并设立了负责具体推进的联合办公室,安徽省多个城市积极参与其中。在产学研层面,上海与安徽联合设立的长三角合作专项,重点资助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社会事业等民生领域关键共性难题的联合攻关,累计支持近400项,财政投入2.5亿元,带动社会总投入近18亿元。在社会层面,一批龙头机构推动的跨区域行业协同日益活跃,25家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共建长三角“双创”示范基地联盟,打造跨地区、跨行业“双创”资源共享平台。

技术转移转化加速发展。当前,沪苏浙皖四地的技术市场签署了长三角技术市场资源共享、互融互通合作协议,初步建立了长三角技术市场四方联席会议机制,实现“培训教材统一、培训标准统一、考试形式统一和资质认证统一”,有效促进了上海与存在“技术差”的安徽省部分地区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合作。2018年1-8月,上海经认定的“四技服务”合同中,上海作为甲方(技术供给方)为江苏、浙江、安徽提供“四技服务”合同数共1944项、合同金额74.18亿元,分别是2017年同期的1.2倍和3.27倍,技术溢出效应显著增强。

区域创新协同制度化工作持续深入。从2018年起,三省一市科技部门开始滚动编制实施区域科技合作《三年行动计划》,并按年度明确重点建设任务,形成了中期规划对接与年度重点联动相结合滚动对接机制。同时,聚焦重点产业领域一体化创新发展,2018年三省一市先后启动了集成电路产业创新、氢走廊建设发展等专题创新协同规划研究工作,区域内科技创新协同持续推进。


存在的问题瓶颈

对标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要求,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还存在亟待突破的瓶颈,沪皖科技创新协同亦受到相关制约与限制。

跨行政区划的创新治理体系尚待健全。一是受地区行政区划壁垒影响,在跨区域创新战略联动、创新规划协同、创新资源配置等方面,缺乏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导致区域内科技创新资源调配利用率不高、技术成果转化效率不高、人才流动不合理;二是在与安徽省各地深化科技合作与创新协同过程中,作为直辖市的上海,需要直接对接的不同等级行政地区政府,由于行政层级不对等,导致双方科技创新协同工作沟通成本加大、办事效率低下,行政沟通对话机制有待完善。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带来的“极化效应”现象仍然存在。据统计,长三角80%的高校、科研院所、大型科学仪器与装置、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资源集中在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中心城市,而位于边缘地区的中小城市科技资源占比较小,创新资源空间分布不平衡。同时,安徽省内各区域发展差异也较大,呈现出南北走向式发展特征。沪皖两地经济发展水平、科技资源配置程度等差异,也为科技成果转化、产业转移承接功能的发挥带来了协同障碍。

技术与产业信息沟通机制有待加强。在调研中发现,上海与安徽省部分地区存在区域性“技术差”,在科技创新资源流动方面,市场产研需求旺盛。一方面,上海的科研机构尤其是地方性的科研院所随着上海产业转移与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应用技术在上海本地的应用需求下降,呈现向外部扩散趋势与溢出需要;同时,安徽省一些具有较好工业产业基础地区,具有产业迭代升级的迫切需求,因此对于科技创新与技术输入需求增加。然而,从跨区域创新合作网络的发展演变过程看,工科高校、研究机构同时担当着创新核心主体、桥接合作的双重角色,紧密的区内合作即“小世界”现象显著,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对于具有相对地域性间隔的沪皖两地而言,当前已有的资源共享平台作用发挥有限,产业信息沟通机制不够完善,更是难以实现产研技术对接的畅通性,信息共享与沟通机制有待加强。


提升两地科技创新协同共振效应的发展建议

首先是在政策协同方面,加强长三角区域政策规划以及标准的同步性,选择重点政策实现突破,从政府绩效评价视角解决三省一市区域要素流动与合理分配问题。长三角区域的政策与规划应从一体化视角进行统筹设计,在规划对接落地过程中积极争取国家层面的支持,建立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使科研资源与企业发展诉求有机对接,进一步深化长三角科技合作。可以重点从科技、财税、人才等政策开展创新试点(如科技创新券的通用通兑等),基于政府考核导向设计有利于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科技资源、资金、人才等多种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然流动。同时,发挥上海自贸区政策“先行先试”优势,更深入地将政策红利辐射长三角区域,实现政策协同与共同发展。

其次是建设沪皖两地科技创新“双向飞地”,探索跨区域协同与产学研深度合作新模式。一方面,鼓励安徽省各地市具有科技含量和一定规模的企业入驻,设立“飞地”研发中心,运用上海在科技、高端人才、科研机构、资金等方面的集聚优势,推动本地企业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吸引上海或海外优质创业项目入驻飞地孵化,成熟后转移到安徽进行转化与产业化,带动当地新兴产业发展与布局,并“反哺”飞地研发中心,实现资源有机整合、利益共赢共享。

最后是建立有效的沟通交流机制,搭建畅通的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双方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的高效对接。两地应着力破除阻碍跨区域创新合作的体制机制,增强上海与安徽省各地城市的网络连通性,大幅提升区内及区际知识创新溢出效益,推动两地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合理转移。在交流沟通机制上,建立沪皖各地政府间经信部门常态化交流对接机制,畅通信息共享渠道,实现同频共振,形成协同推进合力;搭建两地企业、技术合作交流平台,选取影响力大、产业带动性强、有合作意向的企业,定期开展走访互动、洽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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