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来，“转基因”一词不时挑动公众的敏感神经——停种多年的转基因小麦在美国某地神秘现身；孟山都公司重启转基因小麦试验；中国农业部批准放行三种转基因大豆；三位转基因专家获得今年“世界粮食奖”……面对这林林总总的转基因消息时，我们很难再像以往一样，淡定地隔岸静观了，每个人心底都晃动着那疑惑的安全问号——不过其实，如果深入探究，会发现，恐慌只是来自于我们的不可知。
这两年，用中科院《科学新闻》杂志前任总编辑贾鹤鹏的原话来说，就是“转基因的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几年。”仅去年一年，中国违规让儿童食用转基因的黄金大米进行营养学实验事件的持续发酵；法国科学家塞拉利尼及科研伙伴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上发表了大鼠长期服用抗草甘膦的转基因农达玉米会致癌的研究；在全世界的眼球都在盯着奥巴马和罗姆尼的总统大战时，美国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也同时举行了是否强制转基因食品标示的全州公投……尽管最终结局是黄金大米实验被定性为健康研究伦理和管理规范缺失的事件；塞拉利尼的论文遭到不少科学同仁的反驳；加州否决了转基因须标示的提议，但人们关注的心从未放下，从中国到世界，有意无意地将转基因妖魔化的顾虑如影随形。
转基因案例的频频发生，也让反转基因的人士获得了大量素材，于是有关转基因的争论变得空前激烈。但在过分激烈的争辩中，很多重要的细节和常识往往被忽略，而“没有良心”、“独善其身”、“坑害别人”、“被钱收买了”等感性词汇则成了中国反转基因人士对几乎一切支持和肯定转基因的人的标签，标签覆盖范围上至中国国务院领导人及农业部部长，下至农业相关研究人员，甚至报刊杂志的发文记者。至此，我们不得不平心静气地探索，转基因到底该不该标示？没有充分满足公众知情权是否就意味着转基因存在着猫腻？反转基因的研究到底有多少可信度？以及最重要的——作为芸芸的普通人，我们究竟如何判断、如何面对转基因？
面对各种或严谨或漏洞不少的转基因实验，美国科学共同体的美国科学促进会专程发表了声明，称如果要考察药物或者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那么动物实验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用几十上百甚至更高倍数的剂量去喂动物，这样很容易看出它们的毒性。但是，食物必然受到食量的限制，不可能给动物大大超过正常食量的剂量。所以，即使食物有危害，也会被其他影响因素掩盖，而难以体现出来。倒是其他的干扰因素，可能让本来无害的食物出现“有害”的假象。而如果食物有严重的危害，那么不用动物实验，成分分析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了。这估计是最科学的“验证科学与否”的方法了，而这几年发生的诸多事件中，轻轻松松就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实验漏洞或臆想成分过多——显然，安抚公众的重要性，一直都不弱于科学发展本身的需求。
回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转基因究竟安全不安全？”
实际上，每个被采访的专业人士遇到这个问题，都只能苦笑一声摊手表示，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转基因是一种技术，用他们业内常做的比喻就是，就像日常做饭的时候，“爆炒”、“清蒸”是一种烹饪手法一样。实际上，回答转基因是否安全，就像回答究竟是爆炒还是清蒸味道更好一样。想明白了这一点，当我们讨论“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时候，就必须细化到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产品上来。
科普作家云无心在他的《吃的真相》中专门论述了转基因安全审核中的“个案原则”：必须是针对每一个具体产品进行安全性的审核，通过审核批准种植的才是安全的产品，而那些通不过审核的，就被禁止种植了。我们无法证明吃了几千上万年的食品就是“绝对安全”的，比如花生、小麦、蚕豆、牛奶、木薯等食物，都有着悠久的食用历史，然而直到近代，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才知道它们可能使一些人过敏或者中毒，严重的导致死亡。但是，我们能够接受那些有着长久食用历史的食物是“安全”的。所以，在评估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时候，是把经过基因改造的作物和相应的没有改造的去比较，既然我们认为后者是“安全”的，那么就应该接受前者也是安全的。这就是转基因食品安全审核中的“风险评估”——它不是去证明转基因产品“绝对安全”，而是评估它和相应的非转基因品种相比，安全风险有没有增加。
除了个案审核和，风险评估是转基因产品安全审查中最基本的另一条原则。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评估就相当于评估每一种原料和每一个操作步骤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包括来源必须身家清白、确定基因表达产物不会产生毒性、不会影响作物本身的基因表达等，而实际上，传统的育种方式有更大的可能发生各种变异，但是人们不会去担心这些育种方式的安全性，只对转基因“可能”导致这种变化忧心忡忡。所以，有人说，经过了这一套安全评估流程的转基因作物，比起传统的育种手段来，安全性只高不低。
经过这些深入的了解，我们不难确定，转基因是一种育种技术，它本身无所谓安全还是有害，而与我们的忧心忡忡相反，转基因食品走进市场前的安全评价比以往任何一种食品都要全面和严格，目前为止未发现已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有任何不良的影响。就如北京友谊医院的营养专家顾中一所言：“在我看来营养来源可以包括天然食物、强化食品、转基因食品、保健食品、营养补充剂等等，多一种选择没什么不好，我们只需要将成本与收益客观呈现给公众，尊重个体的选择。”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到2050年，必须用现有的耕地面积，利用有限的肥料、水和农药，在气候迅速变化的背景下，养活95亿人口.这些人将需要多少食物呢？依照去年发表在美国 《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最新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我们面临的全球需求增长将超过100%。这将几乎彻底抵消了GDP增长，尤其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
换言之，我们需要生产更多的粮食，不仅仅为了同步满足人口增长，更要根除贫穷。普遍的营养不良问题，意味着今时今日仍有近8亿人每晚“枕着饥饿入眠”。我们这些身处营养充足的环境的消费者们被过去传统农业的浪漫怀旧蒙蔽了，从而沉浸于美好的幻想，忘记了放眼全球，去看看局势的严峻。享誉全球的生物学博士博洛格曾痛心疾首地对着这些堪忧的未来饥饿数据一边叹息一边质疑：“我现在可以说，世界上已经有了可持续的、养活100亿人口的技术。那些富裕国家当然可以承担得起采取超低风险策略的成本，花更多钱购买以所谓的‘有机’方法生产出来的食品，但那些来自低收入、食物短缺国家的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状态的10亿人口却承担不起。”
事实上，这不仅仅与消除贫穷饥饿相关，即使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正享受着转基因的恩惠。罗杰•比奇博士是美国农业部国家粮农研究所前任所长，他坦言：“美国是一个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大国、出口大国，同样也是消费大国。”使用它们不仅成本非常低，质量也很好。“在过去10年中，美国人吃了3万亿份转基因餐食。”比奇博士说，以美国3亿左右的人口来算，这吃得可不算少。
那么，与传统的育种方式相比，转基因技术的优势在哪里呢？虽然没有人可以培育出一种完美的新作物，但是应用转基因技术不仅可以作物更有营养，还可以让作物本身抵抗病菌，这样就能少用农药、化肥。马克•林纳斯是英国著名科普作家、环保人士，原本作为反转基因运动标志性人物的他，如今却公开承认自己态度发生了转变。今年三月在牛津大学的公开演讲上，他的一系列排比余音绕梁：“我曾认为转基因作物会增加化学药剂的用量，但结果是抗虫害的棉花和玉米只需要更少的杀虫剂；我曾认为转基因作物只是为了使大公司受益，但结果是广大农民只需要更少的投入就能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益；我曾认为转基因是危险的，但结果是它们比传统育种如诱变技术更为安全和精确。”
如果问你，世界上最早进行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农作物是什么？哪年、哪国最早批准？多半答案也会落在美国、欧盟等发达地区上。有意思的是，答案是烟草，中国。1992年中国率先开始了转基因烟草的商业化种植，1999年，中国有十几种作物几十个品种进行试验或者等待批准。美国农业部早年的一份文件认为，中国“植物生物技术研究”（指转基因）处于世界前沿。我们曾经起步得最早，没理由现在踟蹰不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