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之一体现在公司融资困境上，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即中小企业难以从银行等金融中介、证券市场等获取足够的融资支持，即便是一些项目具有高潜在收益。其原因之一在于当前中国的金融机构难以为企业提供足够融资，阻碍经济发展，使得经济增速低于预期。此外伴随着中国经济整体的持续高增长，内部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增长速、财富状况、社会福利水平等的差距在逐渐拉大。
笔者认为，金融阻滞因素的存在使资本跨地区流动效率受到负面影响，阻碍地区长期经济增速。通过金融深度门槛和金融结构门槛这两个门槛，具有不同的初始财富的创业者的融资行为模式有三种。

对当前中国的情况而言，第一个门槛（金融深度门槛）更为重要：金融中介机构不恰当的制度设计将阻碍生产要素流动，尤其是资本向具有较高投资回报率的欠发达地区及产业的流通，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出现，并进一步对地区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阻滞作用。

外部融资的行为模型

假设封闭经济体中，个体行为决策之一是出售劳动力，并将初始财富用于投资，初始财富来自父辈的赠与。二是利用初始财富创业。若二的利润高于一，则他会倾向于后者。但他的行为受到融资约束条件的制约：若初始财富高于创业起步成本，他可以创业，以一定的成功概率获得某单位回报，或者一无所获。若低于创业起步成本，他将选择作工人赚取工资。

拥有更低初始财富的人也有可能进行创业，但是需要金融系统的支持：通过外部融资，弥补初始财富和创业起步成本之间的不足。更低的创业起步成本的值，取决于金融部门所认定的放贷的风险水平，放贷风险越低，起步成本就越低，从事创业的人就越多。因此，才有以下四个命题：
命题1：受到最低投资需求量的限制，一个理性且效用最大化的成年个人，其行为模式表现为：当初始财富小于最低投资需求量时，他进入劳动力市场出售自己的劳动力；2）反之，则以支付一部分盈利和监管成本为代价，向金融机构寻求外部融资，以满足最低投资需求量，从事创业活动。

外部融资的主要方式有两种：间接银行融资和直接市场融资。初创阶段的中小企业缺乏企业声誉和信用，难以在金融市场上直接融资，因而更加依赖间接融资。金融中介机构的监管成本和盈利分红要求等在可被看作企业信用不足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声誉和信用逐渐累积，有能力通过直接吸收越来越多的外部融资，对银中介机构间接融资的依赖性也随之减弱，以降低监管成本支出。企业声誉和信用作为一种无形资产作用到企业，使其转变外部融资模式，降低成本。可见企业融资行为取决于成本：初始阶段往往更加依赖相对昂贵的银行融资，支付额外的金融中介机构监管成本。随着企业发展逐渐积累声誉和信用，企业倾向于选择市场融资模式以降低外部融资成本。

假定借助自有资金和外部融资，个体的创业选择有二。一是将全部投资到成熟技术产品生产，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如果创业成功，净利润为0（假定市场完全竞争）。二是将投资的一部分投到成熟技术中去，如创业成功（成功率，获得收益率 ，另一部分投入到尚未成熟的新一代技术中去，若成功（成功率），获得收益率。如果，那么个人将倾向于选择二。银行对贷款进行监管，避免个体过分追求高（个人）回报的新技术盛产，威胁贷款安全。监管产生额外成本。若创业失败，投资者和创业者都一无所获。创业者回到劳动力市场。

命题2：为借助直接融资从事创业，需要最小初始财。为借助间接融资从事创业，需要最小初始财富。初始财富小于的个人无法创业，进入劳动力市场。

命题3：设三种融资行为模式的人口百分比分别和越大，该经济体的金融发达程度和经济增长水平就越低。作为金融深度指标，描述经济体中劳动者和企业家的比例。作为金融结构指标，描述企业家中间接融资者 和直接融资者 的比例。

命题4：从代间动态的角度来看，金融深度门槛影响个体的行为决策越低，经济体的跨代活力越大。

结论及政策性建议

结论1：金融深度门槛阻滞长期经济增长。一个设计良好的金融制度可以合理降低门槛值，不止对当代经济活动产生影响，更会在改变后代个体初始财富，进而影响到代间融资行为决策和长期经济增长。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资本积累水平较低，财富分配不均衡，创业的最小投资需求门槛较高，潜在的GDP增速并未得到充分释放，个体的创业活动主要集中在所需资金投入较少的中小企业项目上。当前中国注册中小企业数量以超过一千万，占全部注册企业数量99%以上的中小企业贡献了超过60%的工业产出、40%的税收，吸收了75%的就业人口和80%的新增就业人口。然而高起步成本、不完全信用体系抬高了最低投资需求门槛，经济个体难于获得足够融资进行创业、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这要求金融系统，尤其是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更加广泛和深入有效的融资服务，金融服务业对降低最低中小企业的投资需求门槛起至关重要作用，它有助于鼓励更多创业活动的出现，推动经济增长。然而当前金融机构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相对有限。以2009年1月的国有商业银行短期贷款数据（《国有商业银行人民币信贷收支表》）为例，对私营企业及个体的短期贷款只占全部短期贷款额的2.16%。

建议：中小企业的外部融资困境得不到缓解，金融深度门槛仍较高，经济个体缺少外部融资支持而无法创业，这对产出和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负面

影响，使得经济增长水平低于预期。

结论2：对于从事创业活动的经济个体，金融深度门槛对同时仰赖（银行等）间接金融中介机构以及（证券等）直接金融市场作为融资途径的经济个体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金融结构门槛对仰赖于（证券等）直接金融市场作的经济个体的行为决策产生间接和微小的影响。
建议：当前中国大多数经济个体的财富和信用有限，更加仰赖于金融中介机构从事创业。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发展银行服务业而不是金融市场业将有助于推动经济更快发展，尽管前者将带来额外的监管成本，但它将在更大程度上弥补个人由于缺乏信用和声誉（这是通过金融市场进行外部融资所不可或缺的）所导致的贷款难问题。通过本文的定性分析可见，促进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发展，进一步降低金融深度门槛来推动个人创业，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

其次，降低金融深度门槛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需求。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说，实现更多人的就业不只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问题，为 的当前劳动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更是维持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结论3：从代间动态演进的角度，创业项目的成功概率也会影响金融深度门槛：成功机率越高，金融深度的门槛就越低；反之，金融深度的门槛就越高。不考虑技术进步本身的机制和特征，仍然有一系列其他因素会对成功机率产生影响，如信用担保机制，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体系的发达程度，等等。通过采取措施提高技术项目成功率，降低金融创新门槛，可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推动经济增长。

建议：当前我国对中小企业外部融资的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健全，具体措施和实施细则仍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对于产业升级，金融及相关中介服务机构改革的要求也日见迫切。

然后，当前中国产业化进程中的信用不足日益严峻。较低的初始财富水平使得创业者对金融体系的融资支持依赖程度较高，而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信用体系的设计和实施并不完善，这将阻碍资本向具有较高潜在投资回报率的地区和部门流动。诸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的出台和不断完善将有助于环节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

最后，银行向急需外部融资的创业者提供及时支持是降低金融深度门槛，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一项对广东省52家金融机构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63.79%的金融机构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了专门的产品或服务方案，但另一方面，43.79%的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在1000万以下，36.21%的提供的资金在1000到2000万，并且所提供的资金多为短期资金，难以支持中小企业的中长期项目发展。信用担保机制的缺乏使得61%的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者收取高于大型企业的服务费用，这给中小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压力以及来自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方面的潜在风险。


（作者就职于同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