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增长的极限》一书出版，主要作者德内拉·梅都斯在其著作中指出，如果资源消耗持续增长，那么地球的资源只够人类开采93年。尽管在正统经济学家看来，梅都斯的计算方法太过武断，没有根据。但是考虑到其背景——当时的西方国家正沉醉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在经济增长面前无法阻挡其前进的脚步，梅都斯的观点还是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渐渐发现，这本书里所涵盖的全球性问题：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资源和环境污染问题，已变成当今世界各国所关注的焦点，以及正在热烈讨论与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同时，人们也日渐深刻地认识到，“产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倡导的‘人类征服自然’，其后果是使人与自然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并不断地受到自然的报复，这条传统工业化的道路，已经导致全球性的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人类社会面临严重困境，实际上引导人类走上了一条不能持续发展的道路。”
同样也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增长的极限在20世纪70年代被技术进步打破”，他认为，“我们比以前更聪明，我们的设备更有效率，平均到每个人的能源消耗量低了。”
如此看来，这又是一个矛与盾的故事，一方在诉说资源的枯竭与工业的影响，另一方则是在阐述新技术取代了旧技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非那么严重。
当然，如果对两者观点并非孤立的看待，事情或许将会简单得多。并且，放在40多年后的今天，两者的观点不约而同地结合在了一起。首先，生产工具随着技术的进步变得更加“非物质化”，而生态也在这种工具“非物质化”的进程中得以休养生息。再者，经过40多年，各国政府也已变得日趋理性，在全球化问题中也能够有所克制。可以这么说，当科技与生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造福人类，那么这两者矛与盾的关系便不存在了。而从当下来看，崇明生态岛为全球做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如果让世人来评价，生态实践与科技创新在崇明结合的效果如何，相信多数人都会翘起大拇指，点出一个大大的赞。当然，事实也正是如此，联合国副秘书长施泰纳就评价道，“崇明生态岛项目将中国生态文明理念运用于生态建设，构建本土创新发展模式，并用实践证明了其在社会、环境和经济共同发展中的作用。”并且，施泰纳对生态崇明经验是否能被复制，也予以了肯定，他表示，崇明的建设理念与经验可以与世界分享。
具体来看，崇明生态岛建设的瞩目成绩也让其能理所当然地把如此之高的评价揽入怀中。因为在诸多领域，崇明生态文明体系建设有目共睹，并且具有突破性。比如，在自然生态领域，有东滩湿地的修复和保护；在人居生态领域，有瀛东村居民建筑生态改造；在产业生态领域，发展了绿色有机农产品产业链。
同时，在面对区域现代化改造的过程中，一条充满高科技含量的高速路不仅获得了专家与公众的广泛好评，也受到了政府的肯定。这便是于两年前通车的崇启高速公路。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曾刚教授曾指出：“一般而言，一通高速，生态就能受到颠覆性影响，但崇明似乎是鲜有的例外。”
就在不久前，这条贯通崇明全岛的公路被评为了“中国最生态高速公路。”其生态之处主要体现在：拥有用以节水灌溉的雨水收集系统；道路两旁种植能够吸附汽车尾气的独特绿化；同时，为保护鸟类的自然迁徙，降低了车灯对鸟的干扰。
当然，这样的案例还有许多。总结来看，科技创新在崇明生态岛建设中，担负着一种正向引领的作用。也正如施泰纳所言，崇明生态岛建设是以“科技创新为龙头”。
此外，科技的正向作用也推动着崇明这座传统农业岛屿的重新定位，结合当地的发展特色，崇明开辟了新的绿色产业，也逐渐转向以旅游与高端商务的方向发展。
同样，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崇明生态岛评估报告》中，对崇明生态岛建设表达了高度赞扬的同时，也提出了未来发展的相关建议，例如，“在崇明建设生态文明特区”；“利用国际交流平台，提升生态岛建设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全方位巩固和提升生态岛建设成果”等。
不管怎样，作为以建设“世界级生态岛”为目标的崇明已经走出了中国新城镇化的一条新路，在未来是否能够“自下而上”地激发崇明当地人的热情，使其更加切身地感受到科技创新 “扬长避短”所带来的幸福感，也将是考验生态崇明未来建设成果的一个重要标杆。
毋庸置疑，崇明生态岛的建设与国家建设生态文明战略密不可分。而上升到国家层面，单纯的岛屿经验也许存在局限性，崇明的生态体系也与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其他地域并不具有可比性。比如，中国广袤的土地、东西部生活水平的差异、决策部门的素质高低等因素决定了科技发展在人们的生存环境所起到的作用不尽相同。或许可以这么说，科技这把双刃剑更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现实。
例如，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郭茹就提到，社会经济应该在当地生态承载力的范围之内均衡发展。
纵观过去几十年，中国正是在这种无约束的发展中形成了一种粗放式、非节约型的产业发展格局。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几乎无法估计。
套用最近较热的一部电影《私人订制》片尾中葛优对着被污染的河流说的话：“若他们说你是臭的，是黑的，是有毒的。我说过去你是清澈的，是甘甜的。老话说，水是母亲，儿女却把你糟践成这样。”当然，电影有戏谑的成份，但这种现象真实存在，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在我们居住的城市中——北京，上海。
因此，当中国人前往某一处“桃花源”时，无论是中国西南部的稻城，香格里拉，还是大洋彼岸的新西兰，阿拉斯加，都会心生内心的向往，首先一点，那儿的空气清新，景色宜人。
所以，当决策者们真正意识到生态问题的紧迫性时，便在十八大与两会上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并且，在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中，相关报告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对于科技创新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表示，十八大提出用创新来驱动发展，所以，不论是产业转型升级，还是经济结构调整，包括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都需要用创新作为支撑。
而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来看，生态文明建设对科技的需求将更强烈，生态的改善，需要科技在其中花更大的力量来解决产业发展和民生问题，例如城市空气的清洁，食品的安全，生活用水的干净等都需要以科技作为支撑。
从另一方面来说，生态文明的建设也对科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才能实现生态文明这条道路。
可以这么说，传统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被淘汰。否则，中国人的后代子孙真得很难再像我们的父辈，祖辈那样对自然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当探讨全球生态文明与科技发展的关系之时，人类需转身回顾一下历史。纵观人类的发展历程，从工业革命伊始，生态与科技的关系便成为了这一时期以及之后发展阶段内最突出的矛盾——由于生产工具及生产方式的局限，人类无法在维护生态平衡的情况下，采集自身所需的资源。因此，粗放简陋的发展模式自然而然带来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或许可以如此理解，人类也未曾意识到要保护自然，并具有相应的概念与思维。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文明的进步或许便是思维的进步，以及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涌现。并且，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发展之下，人类对生态文明的所思所想产生了一种新的“直觉”，这种“直觉”性的感受，引导着人们日益对身边自然的生命与自然的表露产生眷恋。继而，能够对其有一种新的认识，这便是人类应与自然的生活相和谐。
也正是在“信息化”概念提出的上世纪60时代，人类对环境治理及生态建设的积极态度开始觉醒。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用触目惊心的案例、生动的语言，阐述大量使用杀虫剂对人与环境产生的危害，深刻揭示出工业繁荣背后人与自然的冲突，对传统的“向自然宣战”和“征服自然”等理念提出了挑战，敲响了工业社会环境危机的警钟，拉开了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帷幕。
回过头来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概况，便是“过去50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62-1972年的环境问题提出阶段，1972-1992年的可持续发展与三个支柱的阶段，1992-2012年的绿色经济与全球环境治理的阶段。贯穿过去50年理论和政策演变的中心思想，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应该与资源环境消耗脱钩。”同济大学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教授在其一篇有关生态文明全球背景的报告中谈到。
至此，我们也便不难理解，当发展中国家在为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私家车而奋斗的时候，发达国家却以骑车代步为荣；也便不难理解，当城市居民来到崇明，依旧会觉得生态岛离自己的生活很远，而相反，国外却对此评价颇高。也许是因为，当中国在倡导建设生态文明的时候，步伐已然落后。可以回想，1962年，普通中国人可能连生态文明之概念都未可知。
当然，中国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一个缩影，也正在追赶世界的脚步。去年两会，李克强总理曾在答中外记者问的时候说：“绿水青山、贫穷落后，那不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需要的，但殷实富裕、环境恶化也不行。”
进而，在面对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等各种生态问题时，全球渐渐达成共识，依靠科技的力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也不能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作为发达国家发展的借口。
或许我们能够预见，在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渐渐走入同一条轨迹，面对种种人类自身所导致的问题之时，其能够发挥更紧密的作用，并能以科技来弥补人类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所犯下的一些错误，并且，也能够让人与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达到一种可持续的和谐共处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