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始终都贯穿了这样的思想，即经济竞争力应该从知识的储备和投资角度来研究，特别是焦点应放在地区上。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信息能够即时传递，而不用考虑处于什么位置。这似乎说明在逻辑上地理因素在经济研究中不那么重要了。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恰恰相反。当企业和个人工作范围变大时，相关资源和产业在地理上的集中，特别是知识集中的活动仍然是任何国家或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特别是最发达的经济体。另外，当历史因素影响布局，比如靠近原材料和市场正在淡化，可以从其他地方获得资源加剧了本区域竞争的矛盾——在很多方面，全球化正在加强本地化。迈克尔·波特解释了这种“布局矛盾”，具体如下：

从较远的地方获得的资源在发达的经济体中基本上不能作为竞争优势。通过传真和Email传递的信息和关系每个人都能获得。虽然全球采购减少了劣势，但这并不能创造优势……看似矛盾地  （其实不然），在全球经济中最确定的竞争优势似乎还是来源于本地。

在波特看来，由集聚带来的本地生产优势，比如特定的投入、雇员、信息和组织机构将促使企业集聚，并在以后的时间里进一步集聚，因为新的企业逐渐也被同样的集聚优势所吸引。并且，很多提高目前生产力的因素将促进集聚中的创新，这样加速了企业生产力的增长速度。例如，通过人际关系获得特定的信息将在以后的时间里为企业洞察新的技术机会和新的顾客需求提供本地化的优势。因此，当传统意义上的优势在现在变得没有意义的时候，存在于企业之外的竞争优势——在企业所在区域的商业环境——更为重要了。

如今，越来越多的理论支持区域之间竞争的概念，注重区域而不是国家层面的数据研究和政策方针的作用研究。虽然以“区域”为单位在分析中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区域范围的界定、完整数据的获取，但以地理单元作为国家层级下分析的目标将会使我们对竞争的本质和政府在经济发展活动中的推动作用看得更清楚。

表3-1列出了2015亚太知识竞争力指数的得分和排名，该指数代表了33个区域的总体情况。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和各地区正努力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复苏的过程依然缓慢。在过去的一年内，各国经济表现不一，反映在知识竞争力方面，各相关地区的排名出现了与上年迥异的较大波动。去年排名较为靠后的以色列、新西兰、富山等地区异军突起，杀入前十名，以色列甚至从去年十五位的排名前进到第一名，取代一向领先的东京一跃成为亚太知识地区知识竞争力最强的国家。新加坡从第十名跃居第二，新西兰则从二十二名前进到第三名，改变了之前的亚太知识竞争力格局。今年亚太知识竞争力第一名的指数是最后一名指数的1.38倍，新兴地区的知识竞争力与发达国家地区差距总体上扔保持缩小趋势（2011年版1.85倍，2012年版1.63倍，2013年版1.51倍，2014年版1.48倍）。当然，本计算方法决定了指数的高低在各年之间并不具备完全的可比性，但各地区之间的相对差距在逐年缩小则是一个事实。

以色列在今年亚太知识竞争力排名第一实至名归，以色列地窄人少，资源匮乏，但以科技立国，经济发达，是中东地区最先工业化、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中东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属于混合型经济，工业化程度较高，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高附加值农业、生化、电子、军工等部门技术水平较高，总体经济实力较强，人口仅800余万，但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在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时，以色列在2008年当年就实现了GDP正增长，被誉为世界最小的超级大国。今年以色列产出增长相对强劲，失业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高科技领域依然赢得国际赞誉，新发现的近海天然气已经投产，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

以色列人善于研发新技术和产品，整个国家的创新气氛非常活跃，以色列的高新技术产业举世闻名，其在军事科技、电子、通讯、计算机软件、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工程、农业、航空等领域具有先进的技术水平。今年以色列千人电子机械就业排名第四，千人高技术服务就业排名第八，千人IT就业人数排名第八，千人经理人数排名第三，以色列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逾80家，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其中包括全球最大非专利药制药企业——TEVA、以色列最大企业——全球网络保全产品巨头Check Point软体科技公司和著名国防承包商Elbit系统。

以色列政府在政策上积极推动和支持风险投资的发展，私募投资服务的公司和人才充裕，具有较好的私人投资环境，今年其人均私人股权投资排名第二。以色列人把教育视为以色列社会的基本财富以及开创未来的关键，政府一直都重视教育事业，今年以色列人均初等和中等公共教育支出排名第二，人均高等公共教育支出排名第一，教育投入长期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8.5%左右。目前，以色列5至18岁的青少年享有免费教育权利。24%的以色列劳动人口拥有大学学历，这使以色列成为工业国家里学历程度第三高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和荷兰。

新加坡的知识竞争力相较去年稳步提高，综合排名从去年的第十位提升为今年的第二位。新加坡是属于新兴的发达国家，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是扼守马六甲海峡的航运中心，也是重要的先进制造中心。过去几十年里，新加坡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始终保持着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活力，这与其数次成功的经济转型直接相关。2013年新加坡全年经济增长4.1%，失业率仅为1.8%，人均国民收入超过5.5万美元，跻身全球前八，明显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在今年的亚太知识竞争力相关指标中，新加坡劳动生产率居第五位，单位面积经济产出居第四位，平均月收入居第三位，显示了非常强的经济实力。同时，新加坡的海外投资强劲，成为2013年中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

新加坡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电子产品出口国，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取得很大成功，今年千人IT就业人数排名第七位，千人生物技术人数排名第一位，数次的经济集约化转型，伴随着新加坡就业队伍素质的不断提高。新加坡的千人经理人数排名列第二，人均初等和中等公共教育支出列第四位，人均高等公共教育支出第二位，新加坡人受教育的水平普遍较高。

新西兰的知识竞争力排名从去年的二十二名上升到今年的第三名，提升明显。新西兰经济发达，在过去的一年中，劳动力市场表现良好，虽然失业率有所上升，但家庭收入提高，在亚太地区排名第五。新西兰是传统资金输入国，对外国投资实行国民待遇。今年新西兰亚太地区人均私人股权投资排名第三，大量外资进入银行、电讯、交通、房地产、林业、畜牧业和旅游业等部门。2013年全年外国对新直接投资额达1024.45亿新元。从生产要素角度看，新西兰的劳动力技能水平高、相对年轻而且适应性强，超过60%的人口拥有高等学历。其亚太地区人均初等和中等公共教育支出排名第四，人均高等公共教育支出排名第二，表现出较高的国民教育素质。

上海的知识竞争力排名第六，与去年持平，已经连续三年位居前十名。并且上海在去年落后于北京情况下，今年重新领先于北京，成为中国大陆知识竞争力最强的地区。回顾亚太知识竞争力指数的变动情况可以发现，自2010年亚太知识竞争力排行榜发布以来，上海是所有地区持续上升最稳定的地区。

作为中国黄金水道和黄金海岸的结合点，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中心，立足过去30年开放的优势，充分发挥中国（上海）自贸区的作用，上海已形成北部的精品钢材及延伸产业集群，南部世界级化工产业带，东南部国内微电子生产线密集区，西北部集产学研、检测、展示、竞技、文化于一体的汽车城，长江口造船及港口设备产业集群，以及临港集装箱、物流产业集群，新兴生物医药和中药产业集群等八大产业集群。完备的产业体系带动作用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在今年的亚太知识竞争力排名中，上海千人IT就业人数排名第三，千人生物技术人数排名第六，千人汽车与机械工程就业排名第二，千人电子机械就业人数排名第三，产业优势明显。同时上海拥有数量庞大、最有活力的创新群体，仅留学归国人员就约占全国的1/4。上海已基本建成国内最完善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拥有数量众多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基地和研发中心。上海政府对科技投入一向非常重视，今年政府人均R&D排名第四。在众多领域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领军人物和知名企业家，今年千人经理人数亚太排名第五；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今年上海人均私人股权投资排名第八，对创新的支持作用明显。

在总体格局上，2015APKCI前十名中，除中国三个地区和日本三个地区入围外，整体分布较为分散，东亚、东南亚、中亚地区均有涉及，多处开花，显示出中国、日本领头的亚太33个地区知识竞争力及经济发展充满竞争性。

与上年情况类似，中国大陆的11个地区分异明显。广东进步最快，从第25名跃居第14位，上升11个位次，重庆和山东各前进2位，北京和湖北各前进1位，上海、天津、辽宁保持不变，江苏、浙江、福建则下降较多。

从国家层面来看，各地区所在的国家知识竞争力平均水平也与相关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根据对本报告所包括的相关国家和地区19个指标的测算，2015以色列（118.11）、新加坡（115.24）、新西兰（113.76）等国家的知识竞争力水平较高，而日本（102.83）、韩国（102.53）、中国（97.24）紧随其后，中国处于排名的中后段。以色列、新加坡作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生产效率较高，高级生产要素的聚集引致了较高的创新强度，因此知识经济也更加发达。相较这些国家，中国、印度等国家的知识经济发展尚有诸多不足，因而他们的知识竞争力相对较弱。但需要指出的是，从知识竞争力的结构上看，国家之间的优势和劣势表现复杂，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各有优势领域。

图3-1显示，今年的各国竞争力持续缩小，变得相对均匀，以色列摆脱去年国家排名第六的地位，成为冠军，新加坡蝉联亚军，中国与日本、韩国的差距缩小，超过澳大利亚，从排名第六变为第七。需要指出的是，以本报告所包括的地区指标来反映其所在的国家整体的知识竞争力水平，同时没有考虑同一国家地区之间和不同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规模差异和结构差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得结论也仅仅能体现一部分的现实情况。
以下将分别列示分析APKCI的分地区各项指标。

经济活动率

经济活动和参与水平衡量了一个经济体中的人力资本水平。健康的人力资本投入对高层次的知识生产来说非常重要，并且为进一步的知识投资打下了基础。此外，高层次的活动表明了生产过程的利润是惠及广泛的人群的。高度的参与不仅对于知识经济生产，而且还对于有活力和凝聚力的社会来说也是必要的。低层次的活动总体上代表了缺乏社会及经济包容性和整个经济体承受的高负担。

虽然人口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但经济活动水平还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开放性和灵活性、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以及人口和文化的混合因素。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和福利制度最大限度地给人们自由和机会去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并充分利用人口环境。

表3-2(见35页)显示了33个地区的经济活动率排名，其中，排在前10位中有8个是中国大陆的发达地区，这一情况基本与去年相同。这显示了中国发达地区依然存在人口结构上的优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

对于国内发达地区而言，从内地大量涌入的年轻人作为常住人口提高了这些发达地区的经济活动水平。但北京和上海因较高的生活成本和很高的人口进入门槛，其经济活动率位于相对靠后的位置。由于经济活动率是15岁以上人口中就业者和失业者所占的比重，当学生和待业人数等非经济活动人口增加其比率就会降低。而北京、上海两座城市的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远高于其他城市，这些也是造成其经济活动率较低的原因。但北京拥有更多的央企、国家机关、各地方政府及企事业单位驻京机构等，其经济活动人口比上海更多。而上海作为一个典型的国际大都市，其收入水平较高，人口平均寿命较长，老龄化程度较高，从而导致经济活动率水平非常低。

相较上年情况，日本的9个城市排名有所提升。神奈川市从去年的最末位提升至了第28位，大阪市则排在了第9位。在日本的整体提升下，印度的三个地区落到了位于排行榜的最末尾位置，因此除了其人口压力外，在经济活动率上，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仍有很大差距，这主要是由于其很高的失业率。

每千从业人员中经理人数

每千人员工中经理人的数量表明了经济体中知识劳动者的集中度。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高端技术工人是知识生产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人越来越被认为是创新产生的源泉，他们的价值确切地说就是他们的智慧，能够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尽管知识劳动者在全部产业中都发挥其作用，但是大部分集中于新兴产业和高度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及服务业。管理人员的任务是运用新技术寻找有效的工作方式，并促进这些技术的传播。这些劳动者不仅为经济提供了高附加值，而且使地区获得了高水平的财政收入。

一般来说，创业环境优越的地区将催生大量中小型公司，相应地导致大量管理层人员的聚集。在2014年，新西兰的每千从业人员工经理人数稳居第一，新加坡则超越了以色列和中国台湾，排名第2。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西澳大利亚的千人经理人数后退10位，从第10位退后到了第19位，这可能是由于2013年澳大利亚联储降息、澳元汇率持续下跌引起了澳洲外资企业的外流。另外，澳大利亚已探明的铁矿石资源90%集中在西澳大利亚，而近年来，作为澳大利亚铁矿石进口量最大的中国钢铁工业处于低谷，对澳大利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上述两个方面导致西澳大利亚经理人数下降明显。

前几年，由于日本的人口结构问题，虽然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总体数量庞大，但直接管理人数并不多。但今年，日本的东京、京都分别从第12、15位上升至了第9、第10位，表明多年来日本经济低迷状况有所缓解。

表3-3(见36页)在这项指标上，今年中国大陆的地区表现优秀，除了排名较靠后的湖北、重庆之外，其他地区的排名都有稳定的提升。其中，上海、香港、北京都位于前10名并比去年有所提升，天津更是比去年上升了5位，排名第12位。表明随着改革和转型的深化，中国正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转化为真正的企业管理人才，中国的经理人数增长潜力依然巨大。

知识密集产业的就业水平

知识经济中的产业越来越向着高附加值、密集研发部门集中。如果一个地区的发展向知识经济转移，则以知识为基础的就业人数和比例将增加。为了研究以知识为基础的就业情况，我们定义了5类以知识为基础的活动。以知识为基础的部门是高端技术和智力成果集中的部门，其生产过程需要高度的投资和创新。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研发投入上有很高的比重，相应提供高附加值的财富。由于这些部门拥有知识密集度很高的生产过程，为地区获得竞争优势提供了机会。这些知识密集部门的产出还提高了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并促进了知识的扩散。

以知识为基础部门的包括四个制造业和一个服务部门：
●生物技术和化学部门——制药、药材、化工和化学产品。
●IT和计算机制造部门——通讯设备、计算机和办公设备、电子配件及辅助设备。
●汽车和机械工程部门——汽车和运输工具、机械工具和设备。
●仪器和电子工程部门——精密设备和光学设备、电子传输和分配设备、照明和线路设备。
●高技术服务部门——软件和计算机相关服务、电信、研究、开发和测试服务。

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在区域上的集中表明了知识推动经济模式的存在。这种经济体的增长不仅依赖人力和实物资本资源的增值，而且依赖于技术生产力创新的产出水平。由于在以知识为基础的部门就业的人员通常具有较高的文化和科学水平，因此这部分指标是对知识资本投入的测量。在这些部门指标上表现良好的地区更可能是对知识资本的投资很大的地区，希望以此获得高水平的要素生产力。

由于知识密集制造业与知识服务业的特征和集中程度有较大的不同，我们分别对这两类产业进行分析。

表3-4显示（见37页），2013年韩国蔚山成为了四个知识密集制造业的就业密度上的“黑马”，超越班加罗尔位居第一位，每千从业人员中四个密集制造业合计就业人数达到198.77人，其中最主要集中于化学化工和机械工程这两类制造业。尤其在“汽车和机械工程”的就业密度上，蔚山达到147人，相比第二名上海的79领先了约86%。由此看来，韩国蔚山的汽车制造行业具有极高的区域集中度。

相比第一位，第二位的印度班加罗尔在四种知识密集制造业的就业密度上比较平均，都处在领先地位。它在化工、通讯设备、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机械等行业的优势都是非常明显的。此外，新加坡（第6）和天津（第5）表现突出，其中新加坡的生物技术及化学制造业就业密度高居第一位，领先第二名的韩国蔚山约35%。

从四个知识密集制造业部门总体上看，中国大陆上海有进一步集中的趋势，且四个行业发展均衡。它的四个知识密集制造业部门在每千从业人员中的就业人数高达185人，连续两年位于33个地区探花之位。如果加上在高技术服务部门就业的49人，则23.4%的从业人员集中于知识密集产业。这一现象表明上海的产业升级很快，大部分地区的产业逐渐集中到了知识密集产业。

中国大陆地区在知识密集产业的就业人数规模方面具有整体的优势，前10名中除了蔚山（第1）、班加罗尔（第2）、新加坡（第6），以及日本的2个地区和中国台湾，其余4个（广东、上海、江苏和天津）均来自中国大陆。

除了总体优势较明显以外，中国的几个地区在产业部门方面也都有自己的特色，例如，重庆的汽车与机械工程就业排名第8，从去年的第12名步入了前10。但浙江的排名则有所退步，从去年的第6位下跌了15位至第21位。去年，浙江的“千人电子机械就业”排名第3，且相对它的其他知识密集型产业就业有着较大优势；而今年，浙江的“千人电子机械就业”排名第18，成为了四种行业中就业密度最小的一项。

中国大陆的其余6个地区中北京的知识密集制造业就业水平排在最靠前（第12），从上年中后部（第20）的位置上升到地12位。湖北依然排在这个6个地区中的最后一名。说明近年来中国部分地区的产业转型和升级已经初见成效，但任务依然艰巨。中国香港因为制造业逐步退出，每千从业人员中的知识密集制造业从业人员不到9人，排在倒数第二的位置。

知识竞争力中高技术服务部门的指数代表以下部门的就业密度：通讯服务、IT支持、数据处理、计算机软件及研究与开发。所有这些部门都需要业务创新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另外，高技术服务部门中相当部分属于生产性服务业，因此它又依赖于市场的规模。由于以上特性，高技术服务业多集中于人才和智力资源高度集中、市场广阔的大城市。所以，本排行榜中东京领先优势依然明显，稳居首位，每千从业人员中有153人在该部门就业，形成了强大的高技术服务优势。

中国大陆的北京紧随其后，这表明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区域经济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专业分工不断细化与深化，逐步形成了一个人才密集、知识密集、附加值高、低能耗、支撑并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高技术服务体系。作为首都的北京因其所拥有的强大研发队伍，优势十分明显，其面向市场的服务也相应得到加强。上海以每千从业人员中53人的高技术服务就业密度排在第11位。相比之下，中国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排在后端，例如湖北和福建分列第29和第32，这也体现出地区间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不均衡性。

另外，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发现今年澳大利亚的三个主要地区在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方面表现优异，分别位列第3（新南威尔士）、第4（维多利亚）和第6位（西澳大利亚）。更令人惊讶的是，一年前，这三个地区在同一指标的排名是第6（新南威尔士）、第10（维多利亚）和第19（西澳大利亚）。究其原因，除了澳政府对高技术服务业的扶持之外，可能还有受澳洲汇率持续降低引发的移民潮影响，种种原因导致澳洲高技术服务就业人员的占比较去年有了大幅的提升。

受澳洲高技术服务业就业密度大幅提升的相对影响，日本的神奈川县和大阪排名有所下落，分列第5和第9位。但日本的主要地区整体上高技术服务业就业规模均较大，其排名均在20位之前。爱知从第20位上升至第12位，这不仅体现出日本较高的服务业层次和高级生产要素的集聚，也体现了日本在高技术服务业上稳定发展的势头。

知识资本是指一个地区产生新想法并将这些想法转化为商业价值的能力。研发活动中的投资是衡量在开发新技术、软件和思想从而对现存知识基础进行扩展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的关键指标。这些研发指标根据两大参与者——企业和政府两类。因此，我们用研发支出作为衡量一个经济体发展知识水平并将其转化到高附加值经济产出能力的指标。另外，作为知识经济活动的中间产出，专利数量反映了知识经济中将想法付诸实施的手段，因此也作为我们衡量知识资本的一个重要指标。

政府对R&D的人均支出

政府研发支出通常是为了发展科学基础，支持那些私人部门投资不足的研究。因此，政府的R&D支出对高校、研究机构投入最多，也正因为如此，一国首都和重要中心城市由于集聚了大量的这类机构而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在表3-6排行榜上，北京（人均912.86美元）以绝对优势继续领先于其他地区，并较上年大幅增加266美元。中国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科技创新，意识到科技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与此同时，科技部在全国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报告表明，为提高科技创新效率，国家在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管理改革、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从政府层面看，“十二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要加快自主创新步伐、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国家在相关方面的投资也明显加大。在最近几年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也有相当部分的政府投资投向了研发活动，这些都将产生持续的积极作用。除北京外，日本东京、中国香港、上海以及韩国首尔和蔚山都位居前列。澳大利亚的三个地区也有着相当规模的政府研发投入强度。

对于中国的其他地区而言，除了江苏位居第10位，其他地区政府的R&D投入并不多，主要排名在中下游，特别重庆和福建接近榜末，表明政府在R&D投入上具有很高的区域集中度，不同地区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源于地方政府本身的财政投入力度不同，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财政科技资金的区域投向影响。根据《201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中的数据，2013 年，全国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为6184.9亿元，而其中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所占全部财政科技支出比重为55.9%。这意味着高达2728亿元的中央财政科技资金在区域投向上有很大的不均衡性，从而直接影响了各地区在R&D投入上的不同总量和强度。

企业对R&D的人均支出

企业研发支出是衡量企业开发新技术和想法的关键指标，并对于其他公司和社会整体有重要的溢出效益。与公共部门相对，企业的投资水平对于地区的创新活动和技术的发展进程有很强的指示作用。

虽然受世界经济波动影响很大，企业的R&D投入近几年投资增长有所减缓，甚至部分地区出现了负增长，但发达国家的企业R&D投入仍然处于极高水平。在表3-7的排行榜上，日本仍然具有垄断的优势，与上年情况相同，本次数据统计中日本的九个地区，分别位列第一至九名，他们的人均R&D投入都超过了1400美元。前三名的人均支出则超过了2500美元。其中滋贺县2730.82美元、静冈县2556.00美元、爱知县2537.29美元、神奈川县2230.46美元、栃木县2109.67美元、东京2071.94美元、大阪1968.12美元、富山县1941.96美元、京都1408.82美元，印证了前面这些地区高度集中的知识密集产业，强大的研发投入造就了知识密集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中国台湾排在大中华区域内的第一位（第15），天津、上海、北京也位列前20位，（分别位列第18~20位），而浙江、广东、江苏紧随其后，表明中国内地发达地区企业对研发投入越来越重视，投入总量整体处于不断增长的态势。而中国其他六个地区则集体处于相对靠后位置，其中北京表现较上年有所改善，由25位上升至20位。这也给我们一个警示：“中国制造”遍布全球表明企业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生产制造能力，但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能力与发达经济体尚有较大差距，企业不愿投入过多的研发成本是自主创新能力缺失的原因之一。针对相关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以财政政策为例，科技部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表示，推动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加强产学研的紧密结合，建设我们国家的技术创新体系，这是科技改革发展的第一号重要任务。2014年，国家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科技创新、科技服务和引导基金项目立项共计3825项，仅中央财政预算计划就安排资金34.8437亿元，带动了资本市场、银行、金融支持超过1000亿元。虽然中国的企业R&D投入在总量上增长巨大，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国家相比，我们需要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当然，印度的三个地区排名依旧处在末位，反映出印度企业层面研发强度的欠缺。

区域专利产出

知识竞争力中的新想法的产生用专利指标来评估，因为这个指标和知识形成及知识资本化的联系最直接也最密切。专利的数量可以用来表明一个地区通过产品和过程将知识转化为潜在商业价值的成功程度。

表3-8是每百万居民专利数量排名。今年我们仍然利用韩国与日本各细分地区专利申请的具体数据，使排行榜保持着较高的可信度和精确性。在这一指标排名的前10位中，东京稳居榜首，并具有不可逾越的优势，而日本的大阪、爱知以及京都等三个地区也位居前6位。东京的每百万居民专利申请数达10563项，即平均每100人就有超过1项专利申请。东京的这项指标是位于第二名的首尔（4595）的2倍还多。

中国大陆的浙江、台湾、江苏、北京均名列前10，浙江变化不大，但从去年的第3下滑到今年的第4，台湾蝉联第8。江苏由去年的第2下滑到第9，北京也由去年的第6下滑到第10。近几年，中国大陆发达地区的专利数量增长幅度较大，但大陆的专利中目前有较大比重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而并非对知识经济贡献更直接的发明专利，因而并不能精确地反映技术进步的因素。

韩国在该项指标的排名整体表现较好，首尔排名第2，蔚山排名第7。日本的九个地区在居民专利数量方面分化较大，东京的专利数量排名第1，而栃木县则排名25位。澳大利亚和印度的主要地区专利数量较少，排名最末位。

在知识经济中企业为了参与竞争，不仅需要具有获得知识资本的意愿，而且需要财力去做这些事。在这里我们将地区层面上私人资本对企业的投资作为金融资本可得性的测度。私人资本十分重要，它通常集中于具有潜在发展能力的中小型公司中。这些金融投资扩张使具有创新精神的公司能进行人力资本、实物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建设。私人资本包括风险资本和初始投资，这些一般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活动，增强了各地区企业的基础。

总体上看，在全球经济相对低迷情况下，亚太地区私人股权投资规模仍有所增长，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仍然是非常显著的。

在表3-9的人均私人股本投资的排行榜上，北京取代以色列成为私人股权投资强度最大的地区，人均高达644美元，远高于第二名以色列的273美元。

以色列人均私人股权投资排名第二，较上年略有下降，但整体强度依然很大。以色列政府在政策上积极推动和支持风险投资的发展，以色列的政府孵化器、种子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创新企业和企业家之间形成了良好的生态系统。在以色列，私募投资服务的公司和人才充裕，具有较好的私人投资环境。

今年，作为传统的资本输入国，新西兰人均私人股权投资在亚太地区排名第三，得益于新西兰政治、经济稳定，具有创新精神，并且拥有便利的营商环境，是理想的投资目的地。新西兰政府积极鼓励外国投资，并拥有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辅助商业活动。在新西兰设立企业仅需一天，财产登记也仅需两天，新西兰还采用便于营商的税制，以促进资本发展、研发活动和国际投资。新西兰鼓励外商投资，并将视其为长期的发展战略。在新西兰投资的大部分项目无需审批。

新加坡的金融业发展异常迅速并颇具特色，其人均私人股权投资在亚太地区排名第四。2013年，新加坡金融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2.2%（其中，银行业增加值占金融业增加值的比重为46.7%），新加坡所管理的全球财富规模高达2.1万亿美元，仅次于纽约和瑞士，名列全球前三。这些都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新加坡优越的地理位置，新加地处东八时区，与伦敦正好相差8个小时，这意味着新加坡的金融交易弥补伦敦、纽约金融交易时段的空缺；二是完备的金融法律、监管机构独特完备的金融法律、相对宽松的监管机构；三是优良的信用环境和具有竞争力的财税政策，是一个世界公认的低税赋国家和国际避税港。

上海人均私人股权投资排名第八。上海作为中国大陆的金融中心，拥有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金融市场规模。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黄金交易所均设立于上海，是全国重要的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与黄金市场。其次，位于上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是中国最重要的资本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之一。在金融机构实力方面，上海拥有全国最多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外资机构，在证券机构与机构国际化两方面大幅领先。

值得强调的是，在排行榜中，澳大利亚的三个地区位列前10，自然资源富饶，社会稳定，人力和知识资本，经济实力雄厚是该国家的主要特点，这使得澳大利亚在全球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深受国际投资的青睐。澳大利亚不仅是矿产极丰富的国家，号称是“坐在矿石上”的国家，还是科技项目投资的“富矿区”。此外，澳大利亚的成本竞争力位居世界第二，成本优势较美国超出8%，商业成本低于德国、日本、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等。黄金地段的办公空间成本比伦敦低70%，比东京低70%，比香港低60%，比上海低12%。澳大利亚是经合组织30个成员国中税收水平第八低的国家，税收收入占GDP的31.2%（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为35.9）。工业用电成本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每千瓦时仅为0.061美元。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低于美国、英国、德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良好的投资基础，借助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些有利条件促使澳大利亚在创新和创业方面的投资量一直较大，成为投资者的天堂。

区域经济产出

上述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投入在整个知识经济体系中相互作用，形成了区域的知识经济产出。我们用劳动生产率、平均月收入、区域就业水平和区域产出强度（每平方公里百万美元GDP）等四个指标描述这些产出。

目前全球经济正在逐渐从危机影响中缓慢复苏。面对经济危机首当其冲的就是各国的金融和制造业。随之而来的就是全球范围内的裁员、减薪，各国都面临着严峻的失业问题。APKCI研究体系中所涉及8个国家的33个地区在此次经济危机中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2015年的指数分析表明，各国家地区的该系列指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升。

劳动生产率

知识经济的发展应以较直接的方式回馈经济增长和产出效率，因而劳动生产率是地区知识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测量标准。劳动生产率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比如部门结构、劳动力技术水平、在创新上的投资以及市场竞争。生产率由全部从业人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反映出来，它一定程度上是地区经济活动水平和失业率的函数。所有经济体的繁荣高度依赖于其劳动生产率。

从表3-10来看，对比2014年的APCKI，亚太33个地区在该项指标的排名结构上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但其中有些增长较快，有些则停滞不前。总体上日本的几个地区保持着上年的排名，有四个地区排名进入前十，其劳动生产率的优势仍然较大。东京由去年的第三跃居为第一，但大阪则由前年的第一下滑至第五。蔚山、香港和西澳大利亚分列2、3、4位，其中香港的劳动生产率实现了持续增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东南亚的新加坡则位列第6。中国大陆的11个地区中，上海的劳动生产率最高（第20），北京紧随其后（第21），经济较为发达的天津（第22）、江苏（第23）也有着相对较高的生产率。印度的3个地区则是下滑比较明显，都排名靠后。虽然知识经济评价不仅仅关注经济产出结果，但无疑这种产出是知识经济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经济本身的发达程度仍然具有重要影响，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普遍较为明显地高于中国大陆和印度相关地区。这也说明中国大陆部分地区在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

事实上，即使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依旧是日本（4个）、澳大利亚（2个）这些发达国家占据榜单前10名的大部分位置，香港和蔚山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相对较高，发达国家的整体劳动生产率高出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很多。以色列由去年的第16名跃升到今年的第9名，增长明显，主要依赖于以色列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

平均月收入

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评估产出，还要看产出是如何转化为个体的财富。收入数据说明了已转化为所在地区的个人的财富和生活标准，特别是经济活动产生的增加值，它同时说明了一个经济体中相应的工作质量。

表3-11显示，该项指标排名结构与2014年相比出现了一些变化。东京成为亚太33个国家和地区中收入最高的地区，其平均月收入达到5753美元，香港则维持了第二的较高水平，平均月收入达到5597美元。新加坡、以色列、新西兰、首尔、蔚山、栃木县分列3、4、5、6、7、8位。

由于平均月收入与劳动生产率有着较紧密的联系，与劳动生产率的排名类似，发达国家和地区仍然处在较高水平，中国大陆和印度地区仍与它们存在较大差距。其中中国大陆的11个地区分列第20至30位，处于榜单的末部。这个指标充分揭示了中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国民经济产出中的居民实际收入占比非常低，这是长期以来高积累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国家经济发展依赖的是投资而不是消费；二是产业的附加值低，因而劳动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分配比例被大大压缩。

从短期看，中国大陆的这一状况难以改变。因为近年来工资水平已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再加上原材料成本上升和外贸企业受国际市场不振的影响，企业的成本压力已经很大，短期内难以再快速提高工资。但从长期看，经济发展的最终成果必须体现在居民收入上。从这方面看，中国的差距还很大。以大陆排名最靠前的北京为例，其职工人均收入仅相当于亚太第一位东京的38%，韩国首尔的56%。正是在收入方面的巨大差距，才大幅拉低了中国各个地区的知识竞争力。

区域就业水平

我们用失业率来反映就业的实际水平，因此该指标是反向的，即一个高的得分表明低的失业率。为了标准化所有的指标，失业率用一个简单的等式：100减去失业率，这样能保持变化的线性。

表3-12显示，中国大陆北京的就业水平表现依然优异，高居第一。辽宁、广东、浙江的排名也很靠前。这也说明尽管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我国的城镇就业水平在全世界还是很高的。新加坡以较小的人口基数、高水平的教育和对外贸易的良好发展，实现了较充分的就业和良好的就业结构，位列第三；韩国两地区的就业水平相对上年有所变化，其中蔚山下滑一位，排名第五，失业率为2.6%；首尔上升4位至第16位，失业率为4%。相比较去年，印度的就业下形势严峻，位列后三位。由于全球经济疲软，印度优势产业信息服务业情况不容乐观，制造业发展缓慢，导致就业情况恶化。日本各个地区基本上居于中游的位置，由于就业制度的原因，日本过去长期保持较低的失业率，但在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下，数个地区失业率也接近6%~8%的水平。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以色列的该项指标排名也比较靠后，较高的失业率代表经济对人力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尽管对一个地区保持经济竞争力影响不那么直接，但它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影响居民的整体福利水平。

区域经济产出强度

“区域经济产出强度”是2014APCKI新增的指标。知识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与产业集聚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产业内的投入要素合理配置、不同产业之间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以及人才和技术的知识外溢这三个效应既是产业集聚带来的效率增进，也反映了产业增长的质量。

我们用单位面积经济产出来衡量区域产出强度，它表示在一定的土地面积上产出的平均水平，如表3-13所示，2015年，首尔的区域产出强度是最高的，其单位面积产出达到了每平方公里647.73百万美元，比第二名的香港高了近220百万美元，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排在第3、4、5位的分别是东京、新加坡和大阪。这些地区几乎都是人口密度极大的国际都市，在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和优质企业，并大多有着较大容量的外部市场。中国大陆地区中，上海的区域产出强度最大，排名第7，而天津和北京也具有较好的表现。从总体看，由于不同的地域特点和人口分布特征，城市性的地区在该指标上的表现要好于由乡镇为主要构成的地区，例如，大洋洲的诸多地区虽然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排名靠前，但它们较低的人口密度却导致了较低的区域产出强度，四个地区排名垫底。另外，有些地区不适宜发展经济的地形对该指标也有影响，比如山地比重较大的地区比较不利，这些方面是该指标的一个缺陷。但不管怎样，知识经济本身反映的是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的较低和较高水平的经济集聚。比如山东和广东这两个地区都有较大的平原地区，也都有较多的山区，但它们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计算结果表明，这两个省的区域产出强度几乎相等。

知识持续性是每个地区保持其知识创造和商业开发长期健康发展的能力。在我们的模型中，它表现为对下一代知识劳动者和ICT基础设施的投资，共包括四个变量：

对未来知识的投资

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在一个变化的经济环境中以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和适应及满足新的商业目标的技术工人的需要为基础。未来的人力和知识资本蕴藏于那些接受教育的个人之中。因此，投资于教育和培训可以认为是对知识的投资。持续的经济增长将取决于大学毕业生的质量和他们在商业社会中使用知识的能力。大部分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支出作为义务教育被列入国家预算，而高等教育支出则是一个地区高校数量和种类的反映。

这个指标一方面说明了地方的财力水平，另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文化传统。表3-14显示，尽管中国大陆近年来不断增加义务教育的投入，并以法律形式规定其占GDP增长的比重，但总体上还是与印度一起排在了后面。仅有最靠前的北京排在了第19的位置，大中华范围内的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则分别排在第3和第7的位置，较去年都有所上升。与此相反，新西兰、以色列、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日本富山等发达经济体的教育水平无意外地维持高水平，其初等和中等教育公共支出位居前列，其中，新西兰位居榜首。

相对于初等和中等教育的义务教育性质而言，高等教育更加市场化一些。因而一个地区的大学能否通过市场化手段筹集到办学经费直接影响到知识投资的水平。但就本指标而言，它衡量的是公共支出部分，所以与市场化关系不大。

以色列、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家都非常重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从表3-15可以看出，上述国家的地区都处于前列。以色列以人均1624.14美元，排名一跃而上位居榜首。究其原因，来自于国家高额的教育资金投入是支持其高等教育在过去的20年内获得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从而使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拥有最高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以色列同时也是中东识字率最高的地区。此外，10位以色列诺贝尔获得者也彰显了以色列在教育方面的成就和竞争力。

新加坡高等教育人均公共支出位居第二。新加坡政府不惜财力和物力以保证高校的正常运行，自独立以来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是高等教育投资的主要承担者，其历届领导人深知高等教育投资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前途与兴衰，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新加坡更加注重高等教育的素质和投入，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将获政府津贴的大学学额提高到到相当于同届学生人数的四成。

新西兰高校的教育在世界上享有良好声誉。其高等教育由政府拨款并实行自主管理，每年新西兰向高校投入达人均798.26美元。同时，新西兰为进一步发展国际教育，推出了国际教育发展基金（IEGF），促进国际教育资源的合理利用，从而使这些教育机构取得长足发展。

中国台湾大力推进高等教育的普及工作。近20年来，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目前，共有165所高等学校。由于台湾教育私人办学比重大，相较于其他一些国家地区由国家全权负担教育支出，台湾总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显得数额较大。台湾的私立大学占高校总数的三分之二，从而减轻了政府的负担，政府可以集中财力投入公立大学。

日本的京都、富山等地区具有极高的高等教育水平，它们拥有多家全球著名的高等学府。例如，京都作为西日本的“学都”，其学生占总人口比例高居日本首位。京都地区的京都大学是世界级著名研究型国立综合大学，是日本政府为了与欧美强国抗衡而建立的，它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从京都大学成立之日起，日本政府就对它寄予厚望，给予种种优待，以此为基础，京都大学日益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从日本政府对待京都大学的态度，可以窥见其对待高等教育的态度。

北京位居榜上第七，较为靠前，可见其对大学教育的持续高度投入。而上海的高等教育公共支出排名与北京相比较低（不到北京的一半），落在了榜单的第22位，需进一步加强。

不过该指标有一些缺陷，那就是地区人数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其排名。比如一个上海就几乎相当于整个澳大利亚的人口，所以在排行榜上，澳大利亚及日本的一些县排名比较靠前。还有一个就是与区域内高等学校数量的多少有关，由于每所公立高校或多或少能从国家一级获得高等教育公共投入，如果地区内的高校数量多的话，在分母（区域内总人口）一定的情况下，人均高等教育经费就会比较高。显然，北京就是受益于较多的高校而获得了较多的高等教育国家投入。

但无论如何，每一地区都是有高校的，它们获得的公共教育经费直接决定了其教学条件的高低，从而对知识的生产和人才的培养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所以人均高等教育公共经费仍然是衡量区域知识持续性的重要指标之一。

ICT基础设施投资

在如今的电子信息时代，为了使知识在地区和国家范围内得到有效地传播，良好的ICT基础设施，尤其是快速的宽带电信服务是必须的；其次，对于商业活动本身，我们使用人均安全服务器数来衡量其水平，因为安全服务器使用encrypted 软件进行电子商务传输，所以一国该种服务器的数量又充分表明了该国的电子商务运行水平。

表3-16中安全服务器所使用的是国家层面的数据，但考虑到中国的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相差悬殊，像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发达城市，其他几个地区被高估了。

与上年类似，日本、中国等居民拥有互联网主机的水平很高，大中华范围内的香港和台湾也有较高的水平。尤其是日本，它的千人宽带上网人数高达863，比上年增长了114人。韩国的安全服务器比例最高，达到每百万居民2218.1台。
从2015APKCI和2014APKCI排名变化可以看出，各国的ICT基础设施水平在持续接近，今后的趋势将是使用质量和频度上的差别，这对于知识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有利的方面，尤其是后发国家。

亚太地区的知识竞争力格局有了新的变化

近几年的亚太地区知识竞争力评价显示出一个传统发达经济体、第一代新兴经济体和第二代新兴经济体交叉分布、群雄并起的格局。亚太地区的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等发达国家，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四小龙”第一代新兴经济体，与中国大陆、印度等第二代新兴经济体之间展现出相互竞争的态势，之间的差距有逐步缩小的趋势。今年的知识竞争力评价结果在这样一个大趋势的基础上又展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三个梯队的划分界限更趋模糊的同时，各梯队内部区域之间也出现了分化：发达经济体中的澳大利亚3个城市排名均出现下降，新西兰和以色列则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进入前三，日本9个地区则有比较大的调整；第一代新兴经济体的韩国两地区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香港、台湾、新加坡则有所提升，尤其台湾和新加坡已进入前五；第二代新兴经济体的印度三地区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中国大陆的11个地区有升有降。

由此可见，发达经济体、第一代新兴经济体、第二代新兴经济三个梯队之间的界限已经更趋模糊，三个梯队内部各地区的发展也出现分化。另外，从国家层面看，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各地区整体上出现下降，以色列、新西兰、新加坡和中国各地区整体上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日本各地区之间则出现较大的变动。

亚太知识竞争力的后起之秀——以色列和新西兰

在今年的亚太知识竞争力排行榜中，以色列从第15位冲到冠军之位，新西兰从第22位冲到季军之位。这两个体量较小的发达国家携手进入前进三甲。单项指标中，这两个国家的人均私人股权投资、人均公共教育支出有着优异的表现。

以色列和新西兰杀进三甲均属实至名归。以色列以科技立国，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是中东地区最先工业化、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以色列人善于研发新技术和产品，整个国家的创新气氛非常活跃，以色列的高新技术产业举世闻名，其在军事科技、电子、通讯、计算机软件、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工程、农业、航空等领域具有先进的技术水平。今年以色列千人电子机械就业排名第四，千人高技术服务就业排名第八，千人IT就业人数排名第八，千人经理人数排名第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作为一个仅有810万人口的小国，其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就超过80家，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其中包括全球最大非专利药制药企业——TEVA、以色列最大企业——全球网络保全产品巨头Check Point软体科技公司和著名国防承包商Elbit系统。

以色列政府在政策上积极推动和支持风险投资的发展，私募投资服务的公司和人才充裕，具有较好的私人投资环境，今年其人均私人股权投资排名第二。以色列人把教育视为以色列社会的基本财富以及开创未来的关键，政府一直都重视教育事业。今年以色列人均初等和中等公共教育支出排名第二，人均高等公共教育支出排名第一，教育投入长期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8.5%左右。目前，以色列5至18岁的青少年享有免费教育权利。24%的以色列劳动人口拥有大学学历，这使以色列成为工业化国家里学历程度第三高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和荷兰。

新西兰在过去的一年中，劳动力市场表现良好，虽然失业率有所上升，但家庭收入提高，在亚太地区排名第五。新西兰是传统资金输入国，对外国投资实行国民待遇。今年新西兰在亚太地区人均私人股权投资排名第三，外资主要分布在银行、电讯、交通、房地产、林业、畜牧业和旅游业等部门。截至2013年12月，外国对新直接投资额为1024.45亿新元。在知识持续性方面，新西兰的劳动力技能水平高、相对年轻而且适应性强，超过60%的人口拥有高等学历。其人均初等和中等公共教育支出在亚太排名第四，人均高等公共教育支出排名第二，表现出较高的国民教育素质。

中国地区知识竞争力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与上年相比，中国上海保持稳定，北京由第8位上升到第7位，中国香港由第23位前进到第11位，中国大陆的11个地区中有8个保持稳定或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充分地释放出了经济增长的巨大能量。作为亚洲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具有无与伦比的战略优势，这不仅在于人口、面积和位居亚洲核心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其拥有海量的科技人力资源、极富活力的经济体系和不断壮大的市场规模。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量占全球经济增量的30％，规模经济所带来的竞争优势不容低估。

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过去主要追求数量和速度转向重视质量与效益，创新驱动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国家战略推动了知识密集产业迅速崛起。北京与上海两个城市在知识竞争力结构有不同的优势。北京作为首都，其科技投入、科技产出、教育投入、ICT基础设施不仅国内一般地区难以望其项背，甚至很多发达国家的地区也难以相比。北京的政府人均R&D投入、人均私人股权投资均位居亚太地区第一，千人高技术服务就业居第二，千人经理人数居第八，千人IT就业人数、千人生物技术就业、千人汽车与机械工程就业人数均居第九，人均高等公共教育支出居第七。上海的优势在于其知识密集产业优势，其千人IT就业人数居第三，千人汽车与机械工程就业人数居第二，千人电子机械就业人数居第三，表明其知识经济方面的比较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和上海的优势和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两个城市本身，它们对中国其他地区的知识竞争力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带动作用。这两个城市的两种功能今后应进一步分别上升到亚太乃至全球的知识生产中心和知识转化中心。

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推升了上海乃至全国的知识竞争能力

今年上海在33个地区中居第6位，与去年持平。但这并不是由于上海的知识竞争力增速停滞了，而是由于以色列和新西兰等地区以更快的速度冲到了最前面，这一点可以在上海与北京和其他地区的相对位次中得到证实。事实上，自2010年亚太知识竞争力发布以来，上海一直稳步前进，从2010年的第19名，到2011年的第18名，再到2012年的第11名，2013年的第8名，去年的第5和今年的第6名。总之，上海是33个亚太地区中少有的能取得知识竞争力稳步提升的城市。

从知识竞争力结构上看，上海在19项指标中有8项排在前8位，这些指标分别是：千人经理人数第五位、千人IT就业人数第三位、千人生物技术就业第六位、千人汽车与机械工程就业人数第二位、千人电子机械就业人数第三位；政府人均R&D投入第四位，人均私人股权投入第八位，单位面积经济产出第七位。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方面，表明上海通过科技、教育的投入不仅提高了生产要素的质量，而且直接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保证了知识向生产的转化效率，保证了知识密集产业的发展。正是较为全面的指标提升，使得上海取得了知识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

但是，上海仍然有几项指标在亚太33个地区的排名中始终处于比较靠后的位置，比如，经济活动率、劳动生产率、平均月收入、人均初等和中等公共教育支出、人均高等公共教育支出、百万居民安全服务器数等。这些指标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应当是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提升知识竞争力需要特别关注的。

上海要大力发展创业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以发达创业经济为特点的以色列、新西兰等地区迅速跻身亚太知识竞争力的前三位。创业经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不会像金融经济那样脆弱。金融危机时期同样也是很好的创业期，创业环境和支持体系比较完善的地区在金融危机后表现出较强的知识竞争力有其合理性。此外，在目前国际经济形势仍然极度不稳定的情况下，“船小好掉头”的创业公司反而比较灵活，对金融依赖度也相对较低。以色列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受到的冲击很小，其证券市场也是最早恢复的发达国家。这对上海有很好的启发。

注重创业资助的行业倾向性，关注“机会追求型创业”

直到目前，上海的批发零售、住宿及餐饮等已处于饱和状态的生计型创业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针对同样的问题，韩国首尔出台的《首尔市创业中心改善计划》改变了之前大量选拔有创业意向者并提供相同支援的方式，着重支持成功可能性较高的“机会追求型创业”，而非已处于饱和状态的批发零售业、服务业等“生计型创业”。“机会追求型创业”包括IT•BT•NT等技术型、设计•BS产业等知识服务型、贵金属•手工鞋等都市型制造业、社会型企业•合作社等社会经济型行业。结合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上海要更多地鼓励这些“机会追求型创业”，让知识密集产业有更快的发展。

加强知识基础设施建设

世界知识竞争力较强的地区无不是知识基础设施良好的地区。韩国首尔是全球知识基础设施最完善的地区之一，也是科技新创公司的熔炉。韩国政府甚至计划将首尔南部一个城镇建设成为又一个硅谷。事实上，韩国最引人瞩目的互联网和移动新创公司和最生动的相关文化产业，只出现在汉江以南的这个40平方公里土地上。新创公司去江南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完善的知识基础设施，便于开发新产品。上海要发展知识经济，就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强大的知识基础设施，包括支撑知识生产、扩散、分享、应用的完善系统。具体包括：面向全国尤其是全球服务的研发设施，高水平的文化教育机构、先进的信息传播与应用软硬件设施，支撑世界一流科学研究的大科学设施等。

吸引和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能企业

上海要提高知识竞争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参与全球资源的配置，需要一批具有超强向外扩张性的高能企业。这就需要上海以包容的胸怀和卓越的远见积极吸引和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能企业。首先，对企业的目标市场，在产业链、技术链与价值链中的位置，运用的生产要素等方面进行科学甄别，选择具有发展潜力和未来影响力的企业，长期关注并重点培育。其次，改进对创新型企业那种粗放型、普适性的政策，转而以更加精准的方式支持高能企业。以往对创新型企业的支持都采取税收减免、项目或直接的资金支持方式，但这些并不完全适合高能企业。在实际培育和支持高能企业过程中，不能采取普适性政策，而应对备选企业逐一诊断，寻找不同企业的短板，按照缺啥补啥的原则进行支持。第三，营造高能企业成长的软环境。高能企业的成长规律各不相同，但其共性都可概括为特殊的人才在合适的时间做了符合产业发展趋势的事，并长期专注于特定领域。上海创新方面的硬件环境比较优越，最重要的是要营造相应的软环境。具体包括全社会尊重创新、敢于创新的文化，各种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效耦合机制等。